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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以《六家》、《二体》开篇，从史书的内容和形式阐述了史学的起源；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勾勒了史学发展大势；以《杂述》概括了史学的多途发展。
这5篇，是对史学发展历史的清理。
它的《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编次》、《称谓》、《序传》等篇，是关于史书表现形式的理论，而以论纪传体史书的结构、体例为主。
它的《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点烦》、《核才》、《烦省》等篇，是关于史书编撰方法和文字表述的理论。
它的《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摸拟》、《书事》、《人物》等篇，是关于历史认识和撰述的理论。
《辨职》、《自叙》、《忤时》3篇，是阐说作者的经历、撰述旨趣和对史学社会功用的认识。
外篇中的其余各篇，列举实例，杂评前史得失，以证上述有关理论。
《史通》精髓在于“商榷史篇”
[87]、“喜述前非”
[88]，主旨是史学批评。
时人徐坚评论《史通》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
[89]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古代史学批评理论的经典性著作。
刘知幾还提出了“史才三长”
论，认为史家兼具才、学、识，方可称为良史之才。
他用才、学、识三个范畴，把史家的修养提高到自觉的理论认识阶段。
《史通》所反映出来的史学家的自觉意识，到中唐时期有更广泛的表现。
总的来看，史学家对于自身职责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趋于更加自觉，更加深刻，而且或多或少带有一些理性成分，显示出史学家自觉意识的增强，成为中唐史学发展的又一个趋势。
（三）明确地提出了史学的经世作用，深化了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
唐代中叶的社会动**，促使史学家们在鉴戒思想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经世思想，丰富、深化了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
唐玄宗开元末年，唐皇朝的盛世出现衰败的征兆，而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
则严重地阻滞了唐代经济、政治发展的势头，同时也使盛世时期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爆发出来。
其中如藩镇问题、土地问题、财政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等，都十分严重，成为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政治家的改革，思想家的论辩，史学家的沉思，以至诗人的咏叹，都使他们在面对严峻的现实这一点上有很多相通、相似之处。
人们所熟知的“两税法”
、《封建论》、“三吏”
、“三别”
等，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唐代史学风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中唐以前的史学家中，还不曾出现这样的情况：由史学家自己宣称，他写的史书将直接应用于政治统治。
这种情况，在中唐时期是切切实实地出现了。
大史学家杜佑郑重表明：“佑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
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90]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家第一次由本人宣布，其著述将直接用来为政治服务。
前代史家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91]、“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
[92]等种种含蓄的说法，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明确的“将施有政”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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