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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学的科学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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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在其近代化过程中，滋生着、发展着各种不同倾向的史学潮流。
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史学的产生和传播，逐渐成为史学发展中的主流，这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一般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道路，就是中国史学的科学化道路。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步建立、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三个时期。
1919—1949年的30年，是它的初步建立时期；1949—1976年，是它的广泛传播和经受考验时期；1976年以来，是它的深入发展时期。
本书所叙述的，是它的初步建立时期。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经历了艰难的斗争历程。
这同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是相一致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19—1927年是第一个阶段，其主要特点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1924年李守常（李大钊，1889—1927年）的《史学要论》的出版。
这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撰写的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科学地阐述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等问题，从而开拓了中国史学家对史学的科学认识。
这个阶段中还产生了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著作，其中有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1924年）、《近代的基督教》（1924年）、《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5年）、《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1926年），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7年），以及瞿秋白的一些历史撰述[50]，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时起，就十分重视对于历史的研究。
1927—1937年是第二阶段，其主要特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观察中国历史的进程并同当时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
这期间，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分期和中国农村性质的“三大论战”
。
这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史学家一次严峻的考验。
此后，继续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著作，逐渐形成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
郭沫若（1892—1978年）、吕振羽（1900—1980年）出版了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国古代社会的著作。
郭沫若继李大钊的理论创建之后，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科学道路。
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是中国史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阐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它同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一书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的存在，而奴隶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奴隶制本身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
这一论点震动了当时国内外的史学界和思想界。
作者由此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样是受这个普遍规律所制约的。
这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郭沫若还为中国古史研究作出了文献学方面的卓越贡献。
他在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
他根据形式、花纹、文体和字体，为中国青铜器的分期提供了权威性的看法。
他关于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一系列著述，包括《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卜辞通纂》（1933年）和《殷契萃编》（1937年），《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年）、《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2年）、《金文丛考》（1932年）和《古代铭刻汇考》（1933年），都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所结出的硕果。
这期间，吕振羽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
这两部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早期著作，具有开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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