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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地理志》说,幽州、并州、营州“其地负山带海,其民执干戈、奋武卫,风气刚劲,自古为用武之地”
。
说明这一地区的历史发展及其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不是无关紧要的。
明末清初,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是讲地理条件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是作者在“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旁推互证”
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主旨在于“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
[28]。
《读史方舆纪要》不仅叙述沿革地理,而且详论“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
[29]。
二顾讲地理条件,都是为了经世致用。
前者重在讲地理条件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后者重在讲地理条件与军事的关系。
史书记人,在体例上比记时、记地更加复杂,这不仅是因为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而且还由于作为社会的人,其情形必然比时、地更生动,更富于变化。
以往的各种体裁的史书,只有纪传体史书以记人为中心。
因此,古代史家讨论记人的体例也往往是围绕纪传体史书展开的。
刘知幾在《史通·列传》中强调纪和传的区别,认为《史记》纪项羽、《后汉书》纪皇后,其实都是传;而《三国志》的吴主传和蜀主传,其实都是纪。
在《史通·人物》中,他提出立传的标准是“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
,而批评一些史书当传而不传、不当传而传,或当纪而不纪、不当纪而纪的偏颇。
这里,主要是涉及史家的见识,但也跟记人的体例有关。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记人的体例有更丰富的议论,如《传记》说:包举一生可以为之传,随举一事也可以为之传;就是“见生之人”
,也不是不可作传的。
他主张在地方志里应效法《汉书·百官公卿表》的体例,“表职官姓氏”
,于“姓名之下注其乡贯、科甲”
,所记职官范围就大得多。
他认为“世系牒,重于户口之书”
,主张广泛撰写谱系之书,“以司府领州县,以州县领世族,以世族率齐民,天下大计,可以指掌言也”
,把记人的范围扩大到全国上下。
他提出以往的《列女传》开始都写“郡望、夫名”
,是很不妥当的,主张“以女氏冠章,而夫名、父族次于其下,且详书其村落,以为后此分乡析县之考证”
。
[30]
中国史书在记人方面有许多复杂的情况,一方面要求史家运用体例,另一方面也要求史家具有见识。
例如,专传、附传、合传、类传的灵活运用,为不同的人物立传,所取材料各不相同,所叙重点也各不相同,以符合其身份和特点。
再者,对不同的历史条件,史家记人的情况也一定有区别。
例如,《史记》以很多篇幅记诸侯各国,南北朝至唐初史书多记世家大族,辽、金、元史详记少数民族,明清史书主要记官僚。
又如《史记》、《汉书》有《游侠传》,《后汉书》有《党锢传》,《梁书》有《止足传》,《新唐书》有《藩镇传》,《宋史》有《道学传》,《明史》有《阉党传》,这都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风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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