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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说明，从秦汉统一皇朝以下，历代封建统治者越来越重视文书档案及各种历史文献的积累、保存。
自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国史的兴起，推动了有自觉意识的、按照一定的系统撰述的历史著作的发展，史书日渐多了起来。
其名称种种，有书、志、乘、国语、梼杌、春秋等。
春秋又是当时国史的统称，故有“周之春秋”
、“燕之春秋”
、“宋之春秋”
、“齐之春秋”
[3]的说法。
墨子还说：“吾见百国春秋。”
[4]自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开创了私人撰史之风后，又一次推动了历史撰述的发展，于是战国时期的私人历史撰述多了起来。
这种私家修史之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学多途发展时期形成了强劲的潮流，成为这个时期大量历史撰述纷纷问世的助产婆。
司马迁著成宏伟的巨著《史记》，发出了“成一家之言”
的号召，班固在这一背景下写出了《汉书》，完成了纪传体皇朝史的创建。
在《史记》、《汉书》的巨大的史学魅力和密切的现实需要的双重动力驱动下，“正史”
即皇朝史撰述成为三国至隋唐时期史学上最繁盛的事件，以至出现了一代之史达数十家之多的局面。
“正史”
撰述，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历史撰述的一大动力，流传至今的“二十四史”
，只是历代皇朝史撰述的代表作罢了。
与此相关的是历代实录的纂修，其特点是工程浩大，连绵不绝。
今存《明实录》、《清实录》是这方面的殿军。
民族史撰述，也是中国古代历史撰述的动力之一，这方面的撰述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和宋辽金元时期，两度出现**，其中包括自唐以后出现的各种以少数民族文字所写成的历史撰述。
此外，传记、方志、野史、笔记、专史、方略、史注、史考、史论、史评，各自都有产生、发展和走向辉煌的时代，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动了历史撰述的发展。
自两汉以下，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记载，历代都有发展，而至近代则进一步发展成为对于外国史地的系统的撰述。
这同近代兴起的关于边疆史地研究与撰述的史学潮流相汇合，成为推动近代史学发展的一大动力。
西方新史学的崛起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的出现，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两大潮流，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中逐渐成为主流。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历史撰述的日增，都同历史的发展及时代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从根本上看，史书的积累正是历史发展所造成的。
我们从以下的几个具体数字可以看到史书日增的这一历史进程。
唐初，《隋书·经籍志》史部：“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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