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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以下，刘向还分析了《战国策》所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战国策》的文献价值。
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内容和性质相同的书有许多不同的本子，文字多有误脱，书名亦各不相同。
刘向都一一校正、勘订、编次成书。
这是指校勘一种书而言。
如果校勘群书，除了上面这些工作之外，还应讨论群书之旨，条辨流别。
章学诚在论到刘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的区别时写道：
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
颜师古曰：“《辑略》谓诸书之总要。”
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
此最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传。
今可见者，唯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
[13]
在章学诚看来，校书涉及广泛的内容，而“讨论群书之旨”
是最重要的。
他认为班固删去《七略》中的《辑略》是一大失误。
至于《汉书·艺文志》还保留“条辨流别数语”
的做法，则唐初的《隋书·经籍志》和北宋的《崇文总目》都有所继承。
而南宋郑樵撰《通志略》，又删去《崇文总目》叙录，重蹈了班固的覆辙[14]。
章学诚认为：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15]
这就是说，校勘群书，不只是一些技术上的文献整理工作，更重要的是学术史的研究工作。
研究版本的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也是历史文献整理的重要方面。
所谓版本，是指一书经过多次传写和刊刻、印刷而形成的各种不同本子；指书籍制作的各种特征，如书写或印刷的形式、年代、字体、行款、纸墨、装订，以及一书在其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记录，如藏书印记、题识、批校等。
上引《战国策书录》，可知刘向校书时就遇到了题写不同书名的各种本子。
北宋时，史臣奉命校刻南北朝及隋历代正史，在版本上就遇到三种不同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所据版本比较完好，只需一般性校勘即可刻版印刷，如《南齐书》、《梁书》、《隋书》即是。
于《南齐书》称：“臣等因校正其讹谬，而叙其篇目。”
[16]于《梁书》称：“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为目录一篇。”
[17]于《隋书》则云：“天圣二年五月十一日上。
御药供奉蓝元用奉传圣旨，赍禁中《隋书》一部，付崇文院。
至六月五日，敕差官校勘，仍内出版式雕造。”
[18]第二种情况，是所据版本脱误较多者。
如《陈书》，史臣奏称：
……而其书亦以罕传，则自秘府所藏，往往脱误。
嘉祐六年八月，始诏校雠，使可镂板行之天下。
而臣等言：“梁、陈等书缺，独馆阁所藏，恐不足以定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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