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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但是他所说的、所做的，正是历史科学的民族化的工作。
在这之后，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从事的研究和撰述，大抵都是朝着历史科学的民族化努力的。
正如侯外庐自己所总结的那样：“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
我曾试图把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看作是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
而这项工作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但却心向往之。”
[87]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科学“民族化”
的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区别于其他史学的标志之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这种“民族化”
的要求和方法，同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特点是一致的，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使它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88]。
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方法，跟史学家认识历史的水准有直接的关系，跟不同时代的相关学科的发展水平也有重要的关系，因此，随着历史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人们研究历史的方法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总会有一些新的方法被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来。
方法的更新，也是历史学进步的一个标志。
[1]《国语》卷十七《楚语上》，韦昭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8页。
[2]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14页。
[3]《墨子》卷八《明鬼下》，孙诒让间诂，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41～145页。
[4]魏徵等：《隋书》卷四十二《李德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197页。
[5]参见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6]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7页。
[7]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7页。
[8]《论语》第三《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页。
[9]《论语》第十五《卫灵公》，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页。
[10]魏徵等：《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99页。
[11]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35～1943页。
[12]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7页。
[13]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校雠通义·原道》，《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5页。
[14]参见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校雠通义·宗刘》，《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5～96页。
[15]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校雠通义》叙，《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5页。
[16]萧子显：《南齐书》卷末《曾巩南齐书目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037页。
[17]姚思廉：《陈书》卷末《曾巩陈书目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869页。
[18]魏徵等：《隋书》卷末《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904页。
[19]姚思廉：《陈书》卷末《曾巩陈书目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01～502页。
[20]魏收：《魏书》卷末《旧本魏书目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65页。
[21]参见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4页。
[22]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41页。
[23]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三十八《答袁机仲》，《朱子全书》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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