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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显然是告诉人们，可以用这样的标准去评论西汉时期的君主。
他撰《汉纪》一书时，正是汉献帝被挟至许昌之时，他发如此的议论，足以反映他的难得的胆识。
唐太宗君臣曾经就“君道”
进行过讨论。
史家吴兢记述了他们的讨论：
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
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
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
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
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
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
太宗甚善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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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主要是从君主的个人修养和待人接物的原则来判断的，比较明显地着眼于道德方面的评价。
魏徵所举的几个“偏信”
的君主如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都是历史上很典型的。
魏徵认为，君主只有做到了“兼听纳下”
，就不会被“贵臣”
所“壅蔽”
，而“下情”
也就可以“上通”
。
一个能够经常听到“下情”
的君主，至少不会被佞臣、谀臣所蒙蔽和愚弄，就可以减少一些昏聩之举，把政事办得好一点。
魏徵认为，君主自身的修养，对于在政治上达到“大道”
具有关键的作用。
他具体地提出君主应当做到“十思”
：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魏徵认为，君主能够做到这“十思”
，就能够“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
，就会造成“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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