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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面都有可称者，但尚未达到“可大可久”
的程度，似也不能以“明主”
相许。
《帝王略论》即有此例：
公子曰：陈文、宣二帝，功德云何？
先生曰：梁季版**，江东凋残，编户齐人，百不遗一。
武帝经纶草创，而享祚不永，方隅犹阻，代敌未夷。
文皇聪明睿智，纂承洪绪，群贤毕力，宇内克清，爵赏无偏，刑罚不滥，政事明察，莫敢隐情。
国史以为承平之风，斯言得之矣。
宣帝度量弘广，推心待总，可谓宽仁之主焉。
[202]
史家没有否认陈文帝、陈宣帝的“功德”
，称前者有“承平之风”
，称后者是“宽仁之主”
，这是较高的评价了，但终不以“明主”
相称。
《帝王略论》对魏孝文帝的评价也类似于此：
公子曰：魏之孝文，可方何主？
先生曰：夫非常之人固有非常之功，若彼孝文，非常之人也。
公子曰：何谓“非常之人？”
先生曰：后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
孝文卓尔不群，迁都瀍涧，解辫发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衮，衣冠号令，华夏同风。
自非命代（世）之才，岂能至此。
比夫武灵（按指赵武灵王），不亦优乎！
[203]
作者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给予高度评价，赞扬他“卓尔不群”
，并把他称为“非常之人”
和“命世之才”
，但也只是说他优于战国时的赵武灵王，没有以“明主”
相评论。
这些事例表明，史家对于君主的评价，在事功方面和修养方面，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
这个标准甚至达到苛刻的程度，这正表明了中国史学在历史评论上的严肃性。
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史学家们经常会遇到同一历史人物在功业上和道德上的不协调性或不一致性，即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以至于相悖。
面对这样的问题，史学家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功与德都确有可论的，二者都论；二是功与德只有其中之一有可论的，即论其一。
这里说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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