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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说：“‘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
[27]“义”
与“意”
本相近，但从《春秋》的“义”
到司马氏父子的“意”
，已有很大的发展。
司马迁的为史之意，他在《报任少卿书》中作了这样的概括：“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同《春秋》的“辩是非”
、明“道义”
、“惩恶而劝善”
之义，实不可同日而语。
荀悦《汉纪》序申言，“立典有五志”
，第一条就是“达道义。”
范晔评论司马迁父子、班固父子的言论和著述，说是“大义粲然著矣”
，并自称所撰《后汉书》中“诸细意甚多”
[28]，反映了他对“史义”
与“史意”
的重视。
刘知幾以论史例、史道、史笔见称，但他也强调为史之“义”
与为史之“志”
。
他因“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
，“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
他撰《史通》之志是：“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
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
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
[29]刘知幾对于史义、史志的追求，进而发展到对“史识”
的提出，除了论述才、学、识的相互关系，还指出：“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
[30]他推崇孔子、司马迁、班固、陈寿这些“深识之士”
，都能“成其一家”
[31]。
这里，他已经触及历史认识中的主、客体的关系了。
刘知幾把“史义”
发展到“史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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