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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对“会通之义”
的阐释是有理论价值的。
他对班固“断代为史”
的批评，不免失之过当。
诚然，“会通”
是重要的，它反映出史家宽阔、辽远的视野，反映出史家对于历史的“相因之义”
、“古今之变”
的探求和认识，以便更有效地“彰往而察来”
，发挥史学的社会作用。
但是，不能因此而全然否定断代为史的价值、作用及其自身的合理性。
刘知幾对通史的批评，郑樵对断代的否定，是在对待会通与断代问题上的两种片面性的突出反映。
会通与断代，是史学家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
通古今之变化固然是重要的，详一代之兴废也是很重要的。
其中得失优劣，应作具体的分析。
从中国史学的全貌来看，“包举一代”
的史书不乏杰出之作，而“会通之义”
确是史学的优良传统。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申郑》、《释通》两篇中，论述了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
，是对“会通之义”
的进一步总结，在史学批评史上是值得重视的。
首先，他指出《通志》“存正史之规”
，《资治通鉴》“正编年之的”
，《通典》“以典故为纪纲”
，《大和通选》“以词章存文献”
，“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
。
这是明确表明了唐宋史学在通史撰述方面的特殊贡献。
这是前人不曾论到的。
其次，他针对刘知幾批评通史的“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
、“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
诸论点，指出：“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也。”
这是指出史书在内容或文献上的“因袭相沿”
跟作者在撰述之旨上的“别具心裁”
是有区别的，史学批评应重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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