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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汉以后国无信史的说法，都不免失于片面。
所谓“家史人谀而善溢真”
，王世贞是说“家乘铭状”
不过是“谀枯骨谒金言”
罢了，这就必然流于“溢真”
。
但他还是肯定了家史在“赞宗阀、表官绩”
方面的作用，认为这也是“不可废”
的。
什么是“家史”
，刘知幾说：“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
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
此之谓家史者也。”
[40]根据刘知幾的看法，谱系也是家史的一种形式。
刘知幾认为，家史所记有两大局限，一是在内容上“事惟三族，言止一门”
，二是在时间上倘若“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
[41]。
所以他对家史的价值评价不高。
家史本有这样的局限，加之作者“纪其先烈”
，往往自夸，故虽处门阀时代，亦不能免于人们的批评。
家史如此，铭状尤然。
中晚唐之际，史臣李翱有“论行状不实奏”
。
他指出：“今之作行状者，非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
……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
[42]王世贞说的家史铭状“人谀而善溢真”
，“谀”
“溢”
二字，简直就是对李翱所论之绝妙概括。
当然，并非所有的铭状都是如此，但“人谀”
而“溢真”
，确是不少铭状的通病。
综上，可见人们在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评价的方法论上，存在着辩证认识和片面认识的歧异。
从近代以来的史学批评来看，这种歧异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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