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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官，是记“官曹名品”
之书。
仪注、刑法，是关于典礼、刑法制度之书。
杂传，是关于世俗、佛、道各种人物的传记。
地理，是记全国州郡、山川、物产、交通、习俗之书。
谱系，是关于氏姓之书。
簿录，是关于文献目录、流别之书。
刘知幾曾概括中国古代史书源于“六家”
而重于“二体”
。
六家，是《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和《汉书》家；二体，是编年体和纪传体。
体裁是史书的外部形式。
在刘知幾时代，史书已有多种形式存在，但都不如编年体、纪传体为史家所青睐。
刘知幾撰《史通》，确立了史评体的规模。
此后，在中晚唐，有典制体、会要体的崛起；在宋代，有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创立；在明清，有学案、图表、史论的发展。
中国古代史书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表现形式，全面地、连贯地反映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这在世界各国的古代、中世纪史学上是罕见的。
中国古代史书之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辩证发展的关系。
一方面，史家对史书体裁的选择是出于主观上的要求，这种要求反映了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及其撰述的目的，如司马迁、班固都说明了他们何以要选择纪传体这种形式。
另一方面，从客观上说，内容则往往决定了形式。
如历代“正史”
大多记一代之全史，所以都采用纪传体形式，否则不能写出治乱得失、典章制度、众多人物。
但内容决定形式也不是绝对的。
中国古代史书，有大致相同的内容而采用了两种以上的表现形式，如宋代史家写出了四部不同体裁的通史：《资治通鉴》，编年体；《通鉴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体；《资治通鉴纲目》，纲目体；《通志》，纪传体。
许多皇朝史撰述，都有类似情况。
这是一层辩证关系。
还有一层辩证关系，是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生活愈益丰富，史家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更加充实，便不断寻求创造新的体裁的途径；而社会对于历史知识、智慧的需要，又激发了史家这种创新的欲望。
纪传体的创立，宋以后纪事本末体和会要体的盛行，都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较早被史家创立起来的体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以编年体来说，《左传》比《春秋》更丰富，《汉纪》在严谨上超过了《左传》，《后汉纪》扩大了编年体史书记述的容量，而《资治通鉴》则把这一体裁发展到更完备的阶段。
可见，旧有的形式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又会反转过来更好地表现历史的内容。
中国古代史书之内容与形式的这种辩证发展关系，是推动中国古代史学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使它呈现出多样式、多层次的绚丽景象，使它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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