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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家盛衰”
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看待，或者他认为这二者本身就是不可分割开来的。
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史家能够这样来看待历史，是难能可贵的。
从上面简略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史家角色意识的发展，总是同史家的社会责任感相联系着。
董狐、齐太史、南史氏所表现出来的“书法不隐”
的勇气，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就是维护当时的君臣之礼，这在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伦理关系中，至少在形式上还占据着主导地位。
他们不惜以死殉职，正是为了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
如上所述，孔子作《春秋》，也是受到社会的驱动而为。
至于司马迁父子的社会责任意识，他们本人都有极明白的阐述。
其中，最动人心魄的是司马谈的临终遗言和司马迁对父亲遗言的保证，《史记·太史公自序》载：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爱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这一段对话，极其深刻地表明了他们的角色意识和社会责任的密切联系，表明了他们对于被“天下称诵”
的周公和“学者至今则之”
的孔子是何等心向往之。
后来，司马迁用“述往事，思来者”
这几个字深沉地表达出了他对历史、社会的责任感。
从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目的，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史家之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的联系与统一。
他希望《资治通鉴》能够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
倘果真如此，他自谓“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
[28]这就是说，史家的目的，是希望统治集团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改进政治统治以达到“盛德”
和“至治”
的地步，从而使“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
正是为着这个目的，他认为他的精力“尽于此书”
是值得的。
史家的角色意识之所以能与社会责任相联系和统一，其中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即绝大多数史家从不把史职仅仅视为个人功名和权力的象征，而是把这一职守同社会、国家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一定的社会责任的表现形式。
个别的乃至于少数的异常现象是存在的，但这并不反映中国史学的主流。
史家的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无疑影响着、铸造着中国史学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发展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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