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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守史学的信史原则与功能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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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还有一个优良传统，即史家坚守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
史家的角色意识导致了史学的求真精神，史家的责任意识导致了史学的经世目的。
我们在考察了角色与责任的一致和求真与经世的一致之后，现在要进一步考察的是：角色与责任的一致，求真与经世的一致，从整体上看，它们之间是否有一种深层的联系呢？
这种联系是存在的，正因为这种联系的存在，才使角色意识导致求真精神、责任意识导致经世目的成为可以理喻的客观存在。
这种联系就是中国史学上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
（一）关于信史原则
中国史学上的信史原则的形成，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孔子说过：“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44]意思是，他还能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
孔子还认为，杞国和宋国都不足以用来为夏代的礼和殷代的礼作证明，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文献和贤者[45]。
这表明了孔子对待历史的谨慎态度。
后人评论《春秋》说：“《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46]这个认识不拘于某个具体事件，从根本上看，它是符合孔子的思想的。
司马迁在论到夏、商、周三代纪年时说：“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47]可以认为，所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乃是信史思想的萌芽。
南朝刘勰概括前人的认识，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提出：“文疑则阙，贵信史也。”
他批评“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
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顾“实理”
的“爱奇”
表现，不符合信史原则。
这是较早的关于“信史”
的简要论说。
对“信史”
作进一步阐述的，是宋人吴缜，他这样写道：“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
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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