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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湖广总督南皮张之洞亦不喜《公羊春秋》家。
这是他们在学术上的契合点。
有人将章太炎的情况及学术倾向告诉了张之洞，张之洞遂嘱章太炎撰文批驳《公羊春秋》家。
这就是章太炎前往武昌的原因。
到了武昌，张之洞方草《劝学篇》。
大约出于礼貌和尊重，张之洞曾将此书送给章太炎批评，章太炎见上篇所说多效忠清室语，因答曰下篇更为翔实，以此回避了对上篇的评论。
张之洞有幕僚梁鼎芬，自居学术领袖，但在章太炎看来是狗屁不通。
章太炎的根据是听说梁鼎芬与人争文王受命称王义，至相篷击，章太炎对梁鼎芬的说法不认同，以为梁鼎芬根本不懂经古文经学的区别，不识古今异法。
梁鼎芬当然也不是章太炎所说的那样不堪，然而他们两人由此结下梁子，大约也是事实。
又一日，友朋相聚，梁鼎芬在谈话中又涉及《左氏春秋》与《公羊春秋》异同，这是章太炎过去多年研究领域，他对梁鼎芬的说法当然不愿认同，大约很傲慢地说了这样一通话，表示内中国，外夷狄，《春秋》三家都是一样的。
至于弑君称君为君无道，三家的看法亦没有什么根本区别。
这当然使梁鼎芬有点儿下不了台。
又一日，章太炎与梁鼎芬等人言及光复，终于惹恼了梁鼎芬。
两人大约由此正面冲突。
未几日，章太炎主动辞去了在武昌的聘任，乘舟东下。
这是章太炎多年之后的一个解释。
根据章太炎后来在《艾如张董逃歌序》中回忆，他对张之洞《劝学篇》的意见似乎也不是那么简单那么直白，他当面或许没有对《劝学篇》提出多少批评意见，或许确实有意识回避了点评内篇的尴尬，但章太炎是一个藏不住话的人，他所认识到的问题，一定会找机会说出来。
于是他在从张之洞处退出后告诉那些幕僚们，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生于哪个洲的人就一定倾向于哪个洲，生于哪个国家的人也一定倾向于哪个国家，人之性然也。
惟我赤县神州，五千年来沐浴历朝历代往圣先贤的膏泽，久已形成自己的国民性格，至少有这样三点是必须坚守的：上思利民，忠也；朋友善道，忠也；憔悴事君，忠也。
现在南皮张大人《劝学篇》舍弃上思利民和朋友善道两个忠字，只要一个忠君，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况且，满洲人说到底只不过是乌桓遗裔，**吾族几三百年，茹毛饮血，视民如野鸡如兔子。
现在即便九世之仇不能报，那也不能强制要求人们再去愚昧地忠君。
或许是几杯老酒下肚，章太炎真的敢这样胡说八道，听者闻言不是一般的大怒震惊，因为这可是犯上作乱，是掉脑袋的事。
大约正是这种背后的瞎说，使张之洞的幕僚们觉得章太炎与他们可能并不是一路人，如果让章太炎继续留在这里，迟早都会给他们的主子，甚至给他们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很显然，章太炎的解释夸大了他的反清意识，是他用后来的认识去重构先前的思想。
说章太炎此时不可能产生如此鲜明的反清意识，有三个理由：一是他在《正学报缘起》和《正学报例言》中依然表现出一种改良主义的渐进思想，并没有对清廷表示多少不满。
二是他千里迢迢前往武昌投奔张之洞，不管这个事实是谁主动，但这个事情本身说明章太炎不可能具有明确的反满思想，因为张之洞无论思想如何开明，他可是朝廷命官，一方大员。
三是章太炎返回上海后也没有立即投身革命和反满，而是应汪康年的邀请，加人了新创办的《昌言报》任主笔。
而《昌言报》的背后老板就是张之洞，甚至刊物命名也出自张之洞。
这个《昌言报》本身更是一个拥护朝廷、支持改革的主流刊物，根本不存在什么异端倾向。
章太炎与张之洞闹掰肯定不是章太炎所说的那些内容，因为他那时还是一心想往体制内走，所以也就不可能公开表示反政府反体制。
不过，章太炎是一个随性的人，也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说话随便，不分场合，而且学问好，几乎没有谁的学问能被他看上。
他确实看到了张之洞《劝学篇》中的问题，也确实不满梁鼎芬对经古文经学的解释，他可能也议论过朝廷大事，而这些都是官场忌讳，他的这种随便随性如何能使严谨的张之洞放心呢，张之洞的幕僚们即便不计较章太炎对梁鼎芬学问的批评，为主子政治前途和自身前途考虑，也不会让章太炎留在武昌，更不要说留在张之洞身边了。
这才是章太炎兴致勃勃前往武昌，而后扫兴返回上海的真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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