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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情康、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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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抵达台北后，经上海《亚东时报》的日本友人山根虎雄、安藤阳洲的介绍，前往《台湾日日新报》当记者。
《台湾日日新报》是台湾日治时期第一大报，创办于1889年4月，社长为日人守屋善兵卫，主笔为木下新三郎，中文部主任编辑韧三衣州。
这个刊物带有很强的官方背景，也是从先前几份各方报纸整合而来，获得了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大力支持，因而需要有文采、有思想的编辑和记者。
大约正是这样一种背景，章太炎才来到台湾，出任该报记者。
在台湾，章太炎寓居在报社提供的宿舍中，并不常去报社，主要在家写稿，同时帮助日人馆森鸿修订诗文。
章太炎还通过馆森鸿和台湾的许多名流雅士交往，这些名流雅士中也有一些日本人，这也为章太炎后来前往日本提供了条件。
章太炎滞留台湾时，为《台湾日日新报》撰写了一批文章和诗词，这些诗文展现了章太炎的才华和思想，也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使他从先前囿于东南一隅的地方闻人很快窜升为全国性的政治人物。
如果就思想发展的脉络看，章太炎在1898年秋天政治大逆转之前，对于康有为的政治变革思想其实还有很大的保留。
他虽然接受谭献、孙诒让等人的建议，暂时放弃了从学术上痛骂康有为，但决不意味着他能够认同康有为的那些主张。
张之洞之所以看上他、邀请他前往武昌创办主持《正学报》，其实就是因为张之洞发现，或者是经过其幕僚钱恂发现，章太炎的思想与康有为有着很大区别，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利用章太炎去反制康有为。
即便章太炎在张之洞那里扫兴而归，他们也没有在对待康有为的立场上有什么分别，他们的分手别有原因。
到了上海，章太炎加盟汪康年主持的《昌言报》。
不仅《昌言报》的背景是张之洞，而且《昌言报》之所以得以创办，也是因为汪康年与康有为、梁启超决裂，所以章太炎在《昌言报》的那些日子，应该说依然无法认同康有为、梁启超的学术主张和政治主张，尽管康梁师徒在北京很火，很得势，毕竟汪康年此时与他们闹得不可开交，而章太炎此时又是汪康年的同盟者。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北京1898年9月下旬发生政治大逆转之前，章太炎即便不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死对头，也算不上同盟者。
至于在北京政治变动中被处死的那几位，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资料，章太炎与他们毫无联系、毫无瓜葛，与他有联系或者说有间接联系的也只是北京政界相当边缘化的人物，像浙江籍的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等人。
然而就在这场变动发生后，章太炎的思想发生了大逆转，他不仅相信民间那些攻击朝廷的传言，不相信朝廷的正规说法，反而很快写出感情真挚的《祭维新六贤文》，而且主动放弃与康、梁的争执，对康有为、梁启超寄予无限的同情，他的《书汉以来革政之狱》，就是以影射的史学笔法表示“其事虽不获平反于当时，而未尝不平反于后世。”
断定北京政治上的大逆转只是历史的暂时倒退，康、梁所开创的维新事业一定还会继续下去。
仔细体会章太炎对康、梁的同情，很容易发现其缘由主要是他不相信朝廷的解释，朝廷对六君子的残忍杀害，大约是章太炎那时转而同情康、梁的根本原因。
而且从话语传播层面说，政府的处理结束了就结束了，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唠叨，而受到迫害的康、梁反而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不断强化受迫害的形象，赢得各方面道义上的同情。
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在日本横滨创刊，这个刊物在此后很长时间反复宣传、反复强化维新势力受压迫、受迫害的形象，凡此，也是章太炎不计前嫌，山康有为、梁启超的反对者转变为同情者的根本原因。
章太炎同情康有为、梁启超，也就同情了康有为、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帝，也就变成了一个保皇的政治人物，相信康、梁建构的1898年政治故事框架，以为政治变革的失败主要是因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并由此撰写《书清慈禧太后事》追溯其历史上诸多罪状，这虽然貌似历史真实，其实不过是捕风捉影，野史传闻而已。
对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二人建构的戊戌故事，章太炎几乎是照单全收，不加怀疑。
其实从严格历史学的眼光看，章太炎当年的许多看法真的很有问题，至少不是那么严谨，是以讹传讹。
比如他在1898年12月28日发表在《台湾日日新报》上的《俳谐录》中，以非洲沙漠鸵鸟为比喻，指责袁世凯甘为人服乘，载重而不怒，出**而不耻，以为正是袁世凯的出卖，导致了慈禧太后反手镇压了维新运动。
这显然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而是一种情绪宣泄，是一种非理性的鼓掌。
基于对康、梁的政治同情，章太炎忘记了先前与康、梁之间的所有不愉快，他不仅密切关注着康、梁的动态，也设法与康、梁取得了联系。
康、梁告诉章太炎，他们正在运动日本政府，希望日本政府帮助他们继续从事中国的政治变革，而章太炎回信表示，估计日本政府不一定会接受这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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