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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革命低潮：《民报》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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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说，清廷的立宪运动对海内外的中国知识界有着非常强烈的吸引力。
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他们坚信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为中国问题所开的君主立宪的处方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
认为梁启超所提倡、鼓吹的国会制度、责任内阁、选举制度、预算制度、国库制度、审计制度，乃至银行、货币等问题，都是中国未来应该实行的优良制度，中国如果按照梁启超一班人的规划进行改革，就必然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建设一个近代国家。
君主立宪的稳步进行深刻影响了国内外知识界，革命陷人空前的低落状态。
即便在日本，日本政府看到清政府在立宪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踏实，其对革命党人的看法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改变。
1907年9月4日，清国外务部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对在日本出版的《民报》、《洞庭波》、《天义报》、《复报》等刊物禁止出版，禁止印刷流通。
日本外交当局为了讨好清政府，以便在正在交涉中的东北问题上获取更多利益，倾向于建议政府改变先前容忍甚至帮助革命党人在日本出版报刊的既定政策，给清政府一个人情，一个面子，设法查禁至少须严格限制革命党人在日本的出版物。
当然，日本外交当局把握着查禁或严格限制的度，完全视清政府在外交上、特别是在东北利益上能够向日体让多大的步。
日本人的态度、清政府的态度，都取决于日俄战争之后国际格局的变化。
从国际大局看，日俄战争的结果使英日同盟在远东占尽了上风，远东的战略格局因英、日同盟而被打破。
英、日同盟对远东的垄断当然不符合后起大国德国和美国的利益，所以为了抵制英日同盟，德国人于1906年动议组建中、美、德三国同盟。
德国人三国同盟的建议引起清廷高度重视和兴趣，只是清廷考虑到英国和日本对三国同盟可能激烈反对，因而迟迟不敢答应德国人的建议。
中国的自我孤立鼓励了英国和日本，几经折腾，日本竟然与俄国握手言欢，稍后甚至出现了英、法、日、俄四国同盟的雏形，他们联合统治着远东，使德国还有美国都感到格外失落，于是德国人再度推动中、美、德同盟，美国人对此也变得非常积极。
对于德、美两国的建议，此时主持中国外交事务的袁世凯高度认同，认为这是中国走出外交困境的一个重要机会，中国如果能够与德国、美国结盟，一定能够在亚洲遏制日本，甚至牵制俄国、英国和法国。
基于这一系列判断，清廷批准了袁世凯的方案，于1908年秋派遣唐绍仪出访美国，推动中、美、德三国同盟的建立。
为了防止不必要的干扰，中国对三国同盟的消息严格保密，然而日本和英国的谍报网委实强大，日本人和英国人还是在唐绍仪出访前就获悉了中国政府的计划。
日本人当然不希望中国与美国、德国结盟，所以一方面加快与美国的秘密谈判，以重大让步阻止美国与中国结盟；另一方面略施小计将唐绍仪的代表团拖在日本动弹不得。
日本人下决心破坏袁世凯的布局，下决心要用美国人的力量清除对日本最具威胁的袁世凯。
日本高官将唐绍仪和他的代表团在日本的活动安排得非常密集，显得对日中关系的改善非常重视。
在这种情形下，唐绍仪觉得既然一时无法动身前往美国，那就顺便在日本谈谈吧。
于是他代表清政府郑重请求日本政府禁止发行同盟会的《民报》，表示日本政府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显然有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
日本太需要用各种理由稳住唐绍仪、稳住北京的袁世凯了，于是日本外交当局迅即建议政府同意唐绍仪的这个请求。
1908年10月19日，日本警察总监龟井英三郎根据内务大臣平田东助签署的命令，封禁《民报》。
其理由是《民报》第24号中的《革命之心理》和《本社简章》等，违背了日本《新闻纸条例》第33条，即不得作败坏风俗、危害秩序的宣传，要求《民报》停止发行和销售。
这些理由当然不是真正的理由，所有的罪名不过莫须有或子虚乌有。
《革命之心理》只是在批评一些革命志士那些不健康的心理状态，认为革命者必须建立良好的革命心理，才能像俄国的虚无党或印度志士那样，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而奋斗、而献身。
日本政府当然也不是就事论事要查禁革命党人的刊物，他们这一次除了查禁《民报》外，还查禁了《天义报》、《衡报》、《四川》、《云南》等刊物。
从这一系列措施看，日本政府的举动主要还是要和清政府进行交换，至少是以此些微让步拖住唐绍仪和他的代表团。
面对日本政府的无理查禁，《民报》发行人兼编辑人章太炎奋起抗争。
10月20日，章太炎到《民报》所在地警察署领取查禁令书时，当即表示抗议，并很快提交抗议书。
强调《民报》所说，毫无涉及日本的事情，但说革命，也没有无政府、虚无党一派的议论，这是《民报》始终如一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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