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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城也极好玩，我爱极了。
你老兄的房子在小山上非常别致有雅趣，原来你一家子都是敏感的有精致爱好的。
我同思成带了两个孩子来找他，意外还见到你的三弟，新从前线回来，他伤已愈可以拐杖走路，他们待我们太好（个个性情都有点像你处）。
我们真欢喜极了，都又感到太打扰得他们有点不过意。
虽然，有半天工夫在那楼上廊子上坐着谈天，可是我真感到有无限亲切。
沅陵的风景，沅陵的城市，同沅陵的人物，在我们心里是一片很完整的记忆，我愿意再回到沅陵一次，无论什么时候，最好当然是打完仗！
说到打仗你别过于悲观，我们许还要吃苦，可是我们不能不争到一种翻身的地步。
我们这种人太无用了，也许会死，会消灭，可是总有别的法子，我们中国国家进步了弄得好一点，争出一种新的局面，不再是低着头的被压迫着，我们根据事实时有时很难乐观，但是往大处看，抓紧信心，我相信我们大家根本还是乐观的，你说对不对？
这次分别大家都怀着深忧！
不知以后事如何？相见在何日？只要有着信心，我们还要再见的呢。
无限亲切的感觉，因为我们在你的家乡。
徽因
昆明住址云南大学王赣愚先生转
[1]本信写于1937年12月9日至武昌间。
[2]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的主要人物——一位俊俏的船家女。
〔其五〕
二哥[1]：
事情多得不可开交，情感方面虽然有许多新的积蓄，一时也不能够去清理（这年头也不是清理情感的时候），昆明的到达既在离开长沙三十九天之后，其间的故事也就很有可纪念的。
我们的日子至今尚似走马灯的旋转，虽然昆明的白云悠闲疏散在蓝天里。
现在生活的压迫似乎比从前更有分量了。
我问我自己三十年底下都剩一些什么，假使机会好点，我有什么样的一两句话说出来或是什么样事好做，这种问题在这时候问，似乎更没有回答——我相信我已是一整个的失败，再用不着自己过分的操心——所以朋友方面也就无话可说——现在多半的人都最惦挂我的身体。
一个机构多方面受过损伤的身体实在用不着惦挂，我看黔滇间公路上所用的车辆颇感到一点同情，在中国做人同在中国坐车子一样，都要承受那种的待遇，磨到焦头烂额，照样有人把你拉过来推过去爬着长长的山坡，你若是懂事多了，挣扎一下，也就不见得不会喘着气爬山过岭，到了你最后的一个时候。
不，我这比喻打得不好，它给你的印象好像是说我整日里在忙着服务，有许多艰难的工作做，其实，那又不然，虽然思成与我整天宣言我们愿意义务的替政府或其他公共机关效力，到了如今人家还是不找我们做正经事，现在所忙的仅是一些零碎的私人所委托的杂务，这种私人相委的事如果他们肯给我们一点实际的酬报，我们生活可以稍稍安定，挪点时候做些其他有价值的事也好，偏又不然，所以我仍然得另想别的办法来付昆明的高价房租，结果是又接受了教书生涯，一星期来往爬四次山坡走老远的路，到云大去教六点钟的补习英文，上月净得四十余元法币，而一方面为一种我们最不可少的皮尺昨天花了二十三元买来！
到如今我还不大明白我们来到昆明是做生意，是“走江湖”
还是做“社会性的骗子”
——因为梁家老太爷的名分，人家常抬举这对愚夫妇，所以我们是常常有些阔绰的应酬需要我们笑脸的应付——这样说来好像是牢骚，其实也不尽然，事实上就是情感良心均不得均衡！
前昨同航空毕业班的几个学生谈，我几乎要哭起来，这些青年叫我一百分的感激同情，一方面我们这租来的房子墙上还挂着那位主席将军的相片，看一眼，话就多了——现在不讲——天天早上那些热血的人在我们上空练习速度，驱逐和格斗，底下芸芸众生吃喝得仍然有些讲究，思成不能酒，我不能牌，两人都不能烟，在做人方面已经是十分惭愧！
现在昆明人材济济，哪一方面人都有，云南的权贵，香港的服装，南京的风度，大中华民国的洋钱，把生活描画得十三分对不起那些在天上冒险的青年，其他更不用说了。
现在我们所认识的穷愁朋友已来了许多，同感者自然甚多。
陇海全线的激战使我十分兴奋，那一带地方我比较熟习，整个心都像在那上面滚，有许多人似乎看那些新闻印象里只有一堆内地县名，根本不发生感应，我就奇怪！
我真想在山西随军，做什么自己可不大知道！
二哥，我今天心绪不好，写出信来怕全是不好听的话，你原谅我，我要搁笔了。
这封信暂做一个赔罪的先锋，我当时也知道朋友们一定会记挂，不知怎么我偏不写信，好像是罚自己似的——一股坏脾气发作！
徽因
[1]本信写于1938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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