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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村里的人，都是老人、小孩。
小孩们到处跑着玩，手露在外面，都冻得开口子，裂得能看见肉；脸冻得通红，皴得摸上去挂手；耳朵冻烂结疤，不能碰，一碰就疼得受不了；但孩子们似乎不觉得，该怎么玩还是怎么玩。
留在村里的老太太都有事情做，一天到晚闲不下来，收拾收拾东，拾掇拾掇西，再做做饭，喂喂猪，喂喂羊，一天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留在村里的老头，一天里唯一的去处就是队屋的南墙根，出太阳时那里是世界上最暖和的地方，老头们在那里晒晒太阳，打打盹，吸吸烟袋，操几句闲话，该到做饭的时候了，就各自回家，帮家里人烧锅做饭去。
还有少数老头，冬天没事，不愿意在家里待着，也不想在队屋的南墙根吸烟、晒太阳，就背上粪箕子和粪耙子，到平原上野地里转悠拾粪去。
他们在足所能及的原野上到处遛，见到地里有牛拉的屎、马拉的屎、驴拉的屎、狗拉的屎、人拉的粪，都一股脑儿扒进自己的粪箕里。
每年冬天他们都拾粪，因此看见粪就知道这头牛或这匹马吃的是什么草料，是吃的干草，还是吃的麦秸，还是吃的红芋梗，还是吃了些麦麸子，或吃了些豆饼，都能看出来。
要是人粪的话，就能看出来这个人吃的是红芋多，还是吃的玉米面多，还是吃的好面（麦面）多，还是多吃了一些高粱面。
那时候粪是金贵的。
一个勤快的老头，一个冬天，能拾几百斤粪，都堆在屋后的粪堆里，开春把这些堆酵过的肥卖给队里，能挣不少工分；或施到自家的自留菜地里，一年的蔬菜都长得好。
仲冬时没有植物和农作物的遮挡，可以把平原看得更清楚。
河流、河堤上的树林、村庄、农田、坟墓、较远处一个行走的人、池塘、土坡、电线杆、田间土路，都变得十分透明，一眼望过去，都看得清清楚楚，无一遗漏。
感觉上，似乎连刮过的北风，风运动的轨迹，都看得一清二楚，无一遗漏。
冬天的平原，表面上看，似乎一马平川，内涵单调。
不只是冬天，所有时候的平原，总体而言，表面一看，都似乎一马平川，内涵单调。
但我们考察过人类历史之后，就会发现，平原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对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对人们交流的频繁程度、对文化和创新传播的速度、对人们相互间的竞争，它的交通优势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断言，文明可以沿地平线传播，但无法垂直传播，哪怕一两百米都不行。
虽然话说得有点绝对，但他想表达的道理是清楚的。
于是，人们又发现了文明不上山的规律。
人们发现，文明到达山顶，或翻过山岭到达大山背后的时间，总是慢几拍的，或慢几十拍的。
从自然地理的视角看，这有其明显的理由，当然主要是交通不便利的因素。
大山和平原还有人口密度的不同。
大山里总是人口稀疏的，平原上总是人满为患的。
大山里的人口稀疏，并非大山不想养育更多的人，而是大山本身对人口的承载能力脆弱、有限。
平原也不是想人满为患，而是平原的产出本身就能承载大量人口，平原想人口不多都不行。
在平原地区，一两亩地就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而在山区，农田都是小块的、边缘性的，十几亩，或几十亩，甚至上百亩山林，或许才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人口密度与文明成熟度呈正比例关系。
在正常情况下，一般而言，人口密度越大，文明程度越高。
这是因为人口密度越大，相互交流越充分；人口密度越大，信息传播越快；人口密度越大，人们在社会层级上的竞争越激烈；人口密度越大，人们经见的事情越多；人口密度越大，人们对资源的竞争越激烈；人口密度越大，人们越钩心斗角；人口密度越大，闲人越多，因而生存之外的需求越丰富，与生存无关的创造和发明越多。
在这种种情况下，平原人群的文明程度更高。
《史记》记载了战国时期的兵家吴起与魏武侯的对话，武侯说，你看俺魏国山河多么险固，这些都是国家的天然屏障呀！
吴起于是别出心裁地说，政权的稳固不稳固，“在德不在险”
。
即仅仅地形险要并不管用，重要的是能够以德养国，以德养国了，国家便能稳固。
吴起的话自然没错，也没人能够反驳。
不过以德养国的原则与所有制胜原则一样，都要因时因地变化，因时因地变化，德才能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
吴起的潜台词，或许可以理解成平原与险隘之间的辩证关系。
甚至人类社会比较正规的战争和兵器，都是为应对平原环境而产生、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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