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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艳（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
今天研讨的五位作家都是安徽实力派作家，其中有四位是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的优秀学员。
在安徽文联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这次活动非常盛大庄重严肃，能够感受到安徽文联对于作家培养的重视和力度。
作为安徽籍评论家，很高兴回到安徽和大家共叙文学，能够参加此次活动，我感到非常荣幸。
朱斌峰是一个很成熟的作家，《碉堡成群》是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从当下整体的创作情境来看，这是一部成熟的现代汉语小说，小说从语言、意象、历史情境和人物关系等角度，重新叙述了中国人的当代生活经验，并试图进行当代生活史的深度叙事，小说在这些方面都达到这个年龄段作家的一个高写作水准。
朱斌峰的现代小说语言叙述非常有特色，文本的语言控制力很强。
在《碉堡成群》里面，持续的个人内心摹写以及对于人物和事件的诗意化表达，这些都是极考验一个作家驾驭语言的能力的。
有张力的语言会时常被政治化的或者生活化的语言所冲击，但是他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情感张力和对语言先锋叙事的控制度。
但是小说结尾却有些落入俗套——小傻终于成功了，而碉堡真的成了一个失败者的纪念馆。
从现代小说的内在特质来说，这个结尾恰恰消解了文本的张力和饱满度。
朱斌峰的《碉堡成群》像其他现代小说一样，文本实际上是要处理现代个体和当代生活经验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晰的现代小说写作特征。
他写了“我”
的少年朋友小傻和他失踪的父亲之间颇有想象空间的故事。
这个文本非常自然地展开了对于三代人尘封历史记忆的叙事，小傻、小傻父亲和小傻爷爷，用三代人的生活经历重塑了抗日战争、“**”
，还有20世纪80年代一段很特别的时期。
他重塑了这些历史事件在普通个体身心上所留下来的烙痕，这个烙痕很特别，比如抗日战争中，小傻的爷爷偶然一次死里逃生之后，他活在对战争的恐惧和对战友的愧疚当中，最终抑郁而终。
在“**”
的时候，小傻的父亲和大伯都是参与者，这个参与又导致了个体悲剧性的命运——“哥哥”
夭折了。
“哥哥”
死亡之后，也就是小傻的大伯死了以后，小傻的父亲在革命**消退之后，碉堡内部的生活就成为他的一种寄托。
他成为矿工，而下矿之余的画画和写小说，是在另一个层面试图要冲出碉堡。
这些细节非常明确地指向个体与环境、时代和命运的冲突，先锋小说或者说现代主义小说更注重个体在时代中陷入的困境，而困境中的人无一例外都是被时代和命运所抛弃的失败者。
小说家在处理个人和历史关系的时候，会把重大的历史事件集中放置到个体生命经验当中来，以象征性符码来暗示个体命运和时代之间的关系。
比如小傻的爷爷参加抗日，小傻的大伯投身革命，小傻的父亲为了摆脱日常麻木的生活冲出去等，其实个体对于自己到哪里并不清楚，也就是个体对于自身行为的目的性和可能性是不自知的，恰恰不是一种如《城堡》中K般对于自身出走的坚定和自觉。
由此，小说个体被赋予的时代和历史经验就成为一个无法及物的表达。
小傻的父亲是作为失败者叙述的，经历过他这样的人生的人，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这样写小傻的父亲会有很强烈的先锋性，但是到了2000年之后再来重新叙述同样的人物，读者和评论者可能认为，这样的人在中国当代生活经验当中是一个异类，这个异类的生活经验值得关注，却不是一个真正代表时代主流气质的人物。
这样一类希望冲出碉堡群的懦弱而无能的人，让我们在投去同情目光的时候，也会心生鄙夷和厌恶。
作家处理个体生命经验和时代历史关系的时候，如何和真正的时代主流精神气息产生共鸣？其实这是一个涉及当下中国青年写作如何突破瓶颈的问题。
因为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主流是向着一个积极建构的方向发展的，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物质生活也日渐从贫困转向丰裕。
这个基本社会现实通过报告文学、非虚构写作和小说写作两种不同的路径表现出来：一方面报告文学或者非虚构写作的文本中，大多摹写当代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人，内容涉及士、农、工商各个阶层，表达了这些中国人在近半个世纪中的生活经验和精神情感追求，叙述这些时代最基础的个体是如何在生存层面踏实行走的，他们如何在有限的范围内在身心两个方面进行建构性的尝试和探索，同时着力叙述中国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长足发展。
另一方面，小说写的大都是时代疏离者，个体在时代中的苦闷，个人或群体以欲望表达为特征的苦难叙事。
前者在写作技术、人物塑造甚至语言表达方面多存在明显的缺陷，而后者在写作技术纯熟中却透露出对于一个质变与转型时代的隔膜与疏离。
那么，作家到底该如何看待和摹写真正时代主流的精神气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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