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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视野下的中国当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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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大学的演讲
孟繁华
我讲座的题目是《文学史视野下的中国当下文学》。
大家都知道，中国当代文学这个概念，已经70年了，这个概念是1960年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由周扬提出来的。
至今，中国当代文学史已经有100多部作品。
对于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说，100多部当代文学史不是太多，我们有14亿人口，而是说内容相同的文学史太多了。
虽然是1960年当代文学的概念才被提出，但是我们当代文学有一个漫长的前史，这个前史包括当代文学的元理论或者元话语。
比如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包括1951年到1953年王瑶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也包括其间刘绶松、张毕来、丁易等编的现代文学史，甚至也包括季莫菲耶夫的《文学理论原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等苏联文艺理论家著作对我们的深刻影响。
这个“前史”
不仅是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参照，同时它也是当代文学史研究重要的依据和组成部分。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起点，传统的说法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从这个时候开始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始，但是现在当代文学史一般都不这样处理。
几部现在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如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董健、丁帆、王彬彬的文学史，包括我和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一般都确定在1942年。
这一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正式发表。
《讲话》的发表，为40年代的中国文学指明了新的方向，奠定了新的理论，包括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的问题，甚至包括语言问题。
大家都知道，《讲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
我们现在每年的5月23日，各个大学中文系，包括我们的科研院所等，都要举办关于《讲话》的座谈会。
我的看法是，我们去评价任何一部历史文献，评价任何一个作品，包括评价任何一个时段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总要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只有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我们才能够正确地、恰如其分地评价一部历史文献，评价一部作家作品，或者一个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
大家知道，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风雨飘摇、国将不国，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希望我们的文艺能够帮助实现全民族的动员，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这个想法有问题吗？我认为是绝对正确的。
《讲话》的发表，我觉得隐含了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学的一些看法。
五四新文学是科学与民主，是启蒙。
但是启蒙仅仅在知识分子之间发生，老百姓不懂启蒙，知识分子之间的个人主义、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老百姓不懂。
所以这个启蒙还仅限于知识分子之间，包括他们的话语方式、他们的情感方式，在毛泽东看来都是一个巨大的缺陷。
所以，1942年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
《讲话》发表之后，整个延安地区的文艺创作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讲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号召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走向民间。
我和谢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有一本就是《1942：走向民间》。
走向民间之后，作家、艺术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用阿瑞夫·德里克的说法，就是发生了两个重要的“转译”
。
这个“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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