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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语。
“对牛弹琴”
“画蛇添足”
“鼠目寸光”
“掩耳盗铃”
“望梅止渴”
“狐假虎威”
。
4．对联。
“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
，原来就是刻在云南府（昆明）阎王庙的立柱上的。
5．名人名言。
例如《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第327页上有一个很长的对句，据说它就是由乾隆皇帝所题写的。
盖洛在收集中国谚语这一方面并非最早的开拓者，在他之前有好几位汉学家着手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正如卫三畏在《中国总论》（1895年）中所指出的那样：
有关中国谚语的全集迄今仍未有人编纂过，就连中国人自己也没有试过。
德庇时（J.F.Davis）于1828年出版过一本《道德格言》，其中收了200条谚语；童文献（P.H.Perny）于1869年发表了441条谚语；卢公明（J.Doolittle）在他的《英华萃林韵府》中收集了700条谚语、广告语、对句和对联。
除了这些之外，沙修道（W.Scarbh）于1875年又出版了2720条谚语，附上了索引，并像上述几个人一样，提供了原文。
沙修道出版的谚语经过林辅华（C.W.Allan）的增订，于1926年再版。
林辅华起初在汉口传教和在长沙的协和神学校任教，1926年又调往位于上海的广学会担任编辑工作。
他是盖洛的朋友，曾经向后者提供过有关武汉新式教育发展状况的信息。
从收集和出版中国谚语的时间和数量这两点来看，盖洛的工作与上述几位先驱者相比似乎有些相形见绌，这也许就是他不将其收集的谚语专门结集出版的原因。
然而我们认为，盖洛在书的页端上印谚语的方法具有鲜明的个性和醒目的效果。
在阅读这些文本的同时，读者无时无刻不意识到单数页页端印着的那些中国谚语的存在。
它们言简意赅，质朴平实，然而非常吸引眼球，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回味的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传记作家威尔逊显然是受到他这种做法的感染和影响，也喜欢在传记每一个章节的前面都附上一句中国谚语。
在盖洛的书中，还收录和引用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
所谓通俗文学，就是那些通常印刷粗糙，售价低廉，为广大下层人民所喜闻乐见，但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作品。
盖洛对这些作品感兴趣，是因为它们能够帮助他了解社会的底层。
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一书描述济南的章节中，作者专门提到了这些作品：
然而当文人圈子中的人向孔子顶礼膜拜之际，总是存在着另一个识字阶层，他们的阅读兴趣是不以“文化”
为转移的，而且那些廉价的书坊总是准备刊印一些迎合他们趣味的书。
《天路历程》和《司布真布道文》在文学史和著名出版商的书单中是找不到的，但它们在小贩的地摊上卖得很快，就连德莱顿作品的销量也无法跟它们相比。
布兰克的杂志也许没有永恒的价值，但其销量会使黑格尔和朗费罗感到汗颜。
我们决定搜索一下这个大省府为老百姓所提供的真正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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