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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处开刀。
曾国藩到达天京以后，七月初四日“定议裁撤湘勇”
，在七月初七的奏折中，向清朝廷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拨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
。
从当时的材料来看，曾国藩裁撤湘军的表面原因是湘军已成“强弩之末，锐气全消”
，而时人却认为这完全是借口，实为避锋芒。
时人王定安就说过：“曾国藩廉退，以大功不易居，力言湘军暮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
以后倚淮军以平捻。
然国藩之言，以避权势，保令名。
其后左宗棠、刘锦棠平定关外回寇，威西域，席宝田征苗定黔中，王德榜与法朗西（法兰西）战越南，皆用湘军，暮气之说，庸足为定论乎?吾故日，国藩之暮气，谦也。”
当时曾国藩所统湘军约计十二万余人，但左系湘军进入浙江以后，已成独立状态，早在攻陷天京以前，江忠义、席保田两军一万人已调至江西，归沈葆桢统辖，鲍超、周宽世两军二万余人赴援江西以后，随即也成为沈葆桢的麾下人马，剩下的便只有曾国荃统率的五万人，而这些人也正是清政府最为担心的。
于是曾国藩从这五万人开始进行裁撤。
曾国藩留张诗曰等一万余人防守江宁，十五万人由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率领，至皖南北作为巡防军队。
裁撒了助功天京的萧庆衍部（李续宜旧部）近万人和韦俊的二千五百余人。
但实际上，曾国荃的嫡系部队基本被保留下来。
同治四年正月，又裁撤了八营。
五月，曾国藩奉命北上山东剿捻，当时江宁未撤防军还有十六营八千人，但只有张诗曰一营愿随曾国藩北上，其余都不愿北上，于是曾国藩又裁撤了其余的七千五百人。
之后，又陆续裁撤了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三军。
此时，曾国藩能够调动的部队只剩下张诗曰一营和刘松山老湘营六千人。
在裁撤湘军的同时，他还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
此时，曾国荃在攻陷天京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
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为担心，唯恐他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让其赴浙江巡抚任。
无奈，曾国藩只好以其病情严重，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
很快清政府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
而曾国荃却大惑不解，愤愤不平溢于言表，甚而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以发泄其不平，致使曾国藩十分难堪。
曾国藩回忆说：
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会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
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
所以，曾国藩只好劝慰他，以开其心窍。
弟何必郁郁!从古有大劳者，不过本身一爵耳，吾弟于国事家事，可谓有志必成，有谋必就，何郁郁之有?
在曾国荃41岁生日那天，曾国藩还特意为他创作了七绝十二首以示祝寿。
曾国藩的至诚话语，感动得曾国荃热泪盈眶，据说当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
时，竟然放声恸哭，以宣泄心中的抑郁之气。
随后，曾国荃返回家乡，但怨气难消，以致大病一场。
从此，辞谢一切所任，直至同治五年春，清政府命其任湖北巡抚，他才前往上任。
早在裁湘军前，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说：
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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