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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说隆庆不肯让内阁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又如何解释他让高拱以武英殿大学士身份兼任吏部尚书呢？要知道，吏部尚书号称“天官”
，执掌人事大权，而内阁中因为排名在高拱之前的首辅李春芳根本不敢与高拱争锋，高拱又相当于掌握了行政权。
按理说这个权力本身就已经十分巨大了，可隆庆帝仍不满意，竟然连司礼监掌印也让高拱推荐的人顶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相当于把最后的审核权也给了高拱！
而在原本的历史上，所有人都必须承认，终隆庆一朝，但凡跟高拱对着干的，最后都是鞠躬下台，无一例外。
为什么总说高拱是隆庆心目中唯一可以完全信任的臣子？这就是原因：隆庆不仅能完全、彻底的放权给高拱，而且对高拱的支持力度大到了“跟高先生作对，就是跟朕作对”
这个程度。
那么，高务实猜测隆庆不肯继续加大内阁权力，是不是和这种信任形成了一个悖论呢？他认为不是。
原因是，隆庆信任的并非内阁这种制度，也丝毫不希望违背太祖不设宰相的初衷，他信任的是且仅是高拱这个人而已！
这是有很大区别的。
如果隆庆真的是信任内阁制度本身，并且下意识认为有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宰相是好事，那么他就应该不在乎具体由谁来做这个大权在握的“宰相”
。
然而事实是，此前徐阶“负海内人望”
，稍稍有些大权在握的迹象时，隆庆就果断让他回家养老了。
可见在他心中，高拱可以大权在握，但内阁本身并不能有这样的惯例，首辅这个位置本身的权力仍然要限制在“辅”
，而不能是“宰”
。
所以，他宁可让高拱兼任吏部尚书，宁可任用高拱推荐的司礼监掌印，以这些行动来大力加强高拱的权力和威望，也不会直接把这些权力交给内阁。
因为只要这些权力是分开的，那么将来如果没有高拱这样一个人，权力就仍然分散，不会形成对皇帝的架空。
但如果这些权力演变成内阁的权力，那么内阁的主事人——譬如首辅，就可能真正变成了宰相。
要知道，现在的内阁已经是有议政权的，有人视内阁为“中书省”
，称阁臣为“宰相”
，主要也是着眼于这一点。
而内阁议政权，主要就体现在票拟上，其文书运作机制，基本有三个方面。
首先，凡六部题请、奏准的政事，制度上内阁事先虽未被“关白”
，但事后并不是备顾问，也不是说可能不被顾问，而是全部必经内阁拟旨，并且全都是可以予以“驳正”
。
全国除上述六部题请、奏准，然后“发拟”
之外的一切章奏，也全都交内阁批答、票拟。
其次，诸司奏事，关白内阁。
景泰三年十二月，景帝命吏部举用方面等官，吏部“每次置二簿，钤以部印，……一封进司礼监便览，二送内阁备顾问”
，打破了“诸司奏事内阁不得关白”
的陈规。
随着内阁制度的形成，诸司在上疏之前，对重大问题的处理一般得与内阁商议，以达成谅解。
譬如正德、嘉靖之际的吏部尚书王琼就说：“内阁之权渐重，无异宰相之设。
六部之权渐轻，凡事多乐受内阁风旨而后行。
再次，在外之督、抚、总兵、巡按御史直接上书内阁，请示机宜。
尤其是自正德以后，督抚们纷纷以揭帖的方式上书内阁，请示军、政、财、赋之计，内阁则居中遥授方略，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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