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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反启蒙主义思潮
当代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对价值多元主义的信奉和对“集体性的个人性”
的捍卫集中体现了伯林反启蒙主义的立场。
实际上，尼采主义、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福柯、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都以摧毁所谓“理性的霸权”
、反对启蒙运动为己任；而伯林则是以自由主义来反启蒙主义。
伯林认同启蒙运动的一些基本价值，包括宽容、自由、人类从无知和压迫中解放出来，但是他反对启蒙运动中普遍理性的观念。
反启蒙主义思潮开始于启蒙主义时代，“反启蒙运动与启蒙运动本身是同时代的现象”
[6]。
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最初的和影响最大的批评家是帕斯卡和维柯，他们把笛卡尔看作主要对手。
维柯把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方法和清楚明白的观念作为他的新科学的主要批判对象。
启蒙运动最强大、最富有挑战性的批评家不是法国人，而是德国人，伯林把赫尔德、费希特、J.G.哈曼等看作反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精神之父。
这种非理性主义把曾经是启蒙运动之核心的理性思想连根拔起，而把浪漫主义的中心内容，即激进的意志观念彰显出来。
（三）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的反理性主义
18世纪启蒙运动的基本隐喻“意图传递这样的启示，即人类理性的进步发展将照亮由旧专制社会秩序的宗教和政治设置所营造的无知和迷信的黑暗”
[7]。
也就是说，理性使人类获得了解放，从而人类才会自主地筹划和发展他们的个体生活，从事社会实践以满足其需要和意愿；人类才会提出一种维护民主社会形式的理想，这个社会由理性的原则所控制。
教育的任务就是发展这种理性。
这种人类和社会进步的观点的关键是与科学相联系的。
事实上，理性主要被解释为科学原则的形成和运用。
[8]科学是理解这个世界和对人类发展起作用的唯一途径，因此不单纯是科学，更主要是科学人，是理性人的启蒙原型。
启蒙运动的规划具有强大的解放力量，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当代的后现代主义视之为乌托邦的幻想。
启蒙思想家高举着理性的旗帜，把理性从抽象的哲学领域转移，应用到一切社会领域中，用理性来分析、判断、辨别和批判社会的一切现存秩序，其中包括教育秩序。
而理性最重要的特征是：它具有分解和综合能力，也就是分解一切简单的事实，分解所有简单的经验材料，分解人们根据启示、传统和权威所相信的一切。
这种分解是对既定权威和秩序的“解构”
。
分解并不是其最终目的，破坏也必然意味着重建；分解之后便是要综合，并在分解之后抽取其本质，建立起普遍有效的原则，因此，理性具有统一性和不变性。
也就是说，追寻同一性和普遍性就是理性本质的表现。
启蒙思想家相信，他们所提出与设计的政治原则、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将适合于世界上一切国家与民族；一旦理性的光芒照亮全世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将会破除旧传统与权威，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
为此，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看来，启蒙运动构筑了三个神话，即理性神话、科学神话和进步神话。
18世纪的“大多数人相信进步，相信理性，相信科学和文明”
[9]。
所谓理性神话，是指18世纪对理性的过分推崇与厚爱；所谓科学神话，是指18世纪人们所普遍具有的客观意识，即认为科学所发现的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客观真理，从而科学知识是绝对的、普遍的，同时相信以科学为工具，可以推动社会的无限进步；所谓进步神话，是指只要相信理性和科学是万能的，可以实现人类的真正幸福，进步就不是一种梦想，而是一种伸手可及的现实。
在这三种神话指导下也同样构筑了培养有理性的人（爱尔维修、狄德罗、欧文），以科学的方法认识人类（卢梭），使教育起到推进人类进步的作用的三种神话。
爱尔维修的《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提出了理性的人的理智能力是通过教育来培养的模式。
理性主义在得到弘扬的同时，也树立了自己的对立面，这种对立面自它同时代起一直延续到当代。
同时代的德意志浪漫主义和当代的后现代主义都对理性主义的普遍性和同一性的宏大叙事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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