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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吉宗的“弛禁”
，即允许非基督教的西方书籍进入国内。
本来，幕府的“禁书”
是“锁国”
的内容之一，目的是彻底禁止基督教的生存和传播。
这一禁书制度，从1630年禁止与基督教有关的汉文书籍进口开始，发展到1685年（贞享2年）的“贞享严令”
，凡书中对基督教人物或事迹略有涉及的，或者由在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所写的，也都一概禁止进入国内。
结果，包括一些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汉文书籍也都被严格禁止乃至销毁了。
德川吉宗实行“洋书弛禁”
，不仅是因为他自己的“好奇”
，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将“殖产兴业”
作为缓解幕府经济困难的策略之一。
弛禁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获得关于天文历法及农耕方面的知识。
他还派青木昆阳（1698—1769）和吕野元丈（1693—1761）到长崎荷兰商馆学习荷兰语。
后来，吕野元丈完成了《荷兰禽兽虫鱼图和解》《荷兰本草和解》12卷。
青木昆阳也陆续写出《荷兰话译》《荷兰文字略考》《荷兰文集》等书籍。
这些学者是日本人掌握荷兰语并进行著述的先驱，他们的这些著作是日本“兰学”
的开端。
1751年德川吉宗死后，直至18世纪80年代，由田沼意次（1719—1788）掌握实权。
他注重发展商业，鼓励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新兴产业，奖励学术，更加推崇兰学。
兰学的研究从语言、医学方面发展到其他各学科，从长崎、江户扩展到其他主要藩国。
1786年，前野良泽、大玄泽还在江户开设“芝兰堂”
，讲授荷兰医学，成为当时兰学教育与研究的中心。
虽然此时的兰学还只是以学习荷兰为代表的西方医学、天文等自然科学为主，欧洲的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几乎还不为人所知，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华夷观念以及儒家学说的传统世界观、自然观等，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新认识，开阔了日本人的眼界，启发了日本人的思考与探索，对教育思想的启发和日本近代教育的产生具有历史性的影响。
与18世纪兰学发展相并列的，是注重日本自身历史研究的国学派的出现。
国学通过强调日本的历史文化，在客观上起到了以古讽今，批判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的作用。
在教育上，一方面，著名的国学者荷田春满（1669—1736）曾建议在京都设立国学学校。
他在《创学校启》中曾详细地阐述了发扬日本固有文化的意义。
但另一方面，平田笃胤（1776—1843）等人则将国学与神道紧密联系起来，提倡神道和以日本为中心的复古思想。
后来的皇国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教育，就是从这当中吸取了历史的酵素。
国学和兰学相对于朱子学、阳明学和古学派等儒学各家来说，属于18世纪新开拓的学术领域。
而儒学本身在18世纪也有了一定的进展。
例如，18世纪初，儒学者新井白石（1657—1725）以《读史余论》（1712）第一次对日本历史进行了较为合理的分期。
他还重视文学、政治及西洋情况的研究。
1713年和1715年又以《采览异言》和《西洋纪闻》两书开兰学之先河。
这两本书中，他记录了他所能了解到的关于西方各国政治、地理、历史、风俗、宗教等多方面的知识，并加以研究评述。
与此同时，荻生徂徕（1666—1728）也由“古文辞学派”
进而完成他的政治学说。
他的学说以鼓励人为的政治改革为特征，一时成为思想界的主流。
另外，以编纂《大日本史》为中心而产生的“水户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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