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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的接近科学的解释（例如，司马江汉对天空、大气及其颜色的解释，中井履轩关于太阳比地球大的解释等）不仅表明了对科学知识的依赖与尊重，而且否定了天上的一切与地上的众生之间的精神联系，打破了“天人合一”
的思维模式，无疑是一种思想的解放。
“日用事物当行之理属于物，而非属于人。”
[7]这种把自然与道德及政治分离开来的观点，为将注重推理的思辨型学术研究，逐渐向注重实际的实证型学术研究推移，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有关自然科学知识和日常实用的知识日益受到重视。
与此同时，朱子学的“格物致知”
和“穷理”
思想也已被18世纪的思想家们做了不同形式的改造和引申：太宰春台（1680—1747）把“理”
解释为“物理之理”
（《经济录》）；三浦梅园（1723—1789）把“格物致知”
理解为探索自然界存在的规律（“条理”
）；海保青陵（1755—1817）则把穷理解释为研究经济上的必然法则；山片蟠桃（1748—1822）也认为“凡致知格物之大者天学也”
（《梦之代》）。
由此可见，他们都是以“格物致知”
“穷理”
这种朱子学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完全不同于朱子学的观点。
他们的共同点是，继承和发展了18世纪初贝原益轩的思想，反对朱子学的偏重做内心功夫的“居敬”
，讲求对实际事物进行实证研究，在教育上促进了对实际知识的学习和运用。
毋庸置疑，18世纪日本统治阶级的思想支柱——朱子学仍然占据思想界的中心地位，但与此同时，兰学、国学等也逐渐成长起来，与儒学占据主流地位的17世纪已有很大的不同。
从儒学本身的发展看，17世纪朱子学、阳明学和古学的兴起，表明那时学者们所注重的是：何为儒学的正统，即什么是真正的儒学的问题，基本上仍然是面向内部，以儒学本身作为学问的对象，作为真理予以追求。
然而到了18世纪，则有一大批人并不以儒学作为真理去追求，而是使用它的用语借以说明自己所追求的真理。
换言之，18世纪有更多的学者把目标转向儒学外面的世界，以自身为主体，根据自己的要求去探寻真理。
不拘一格的自由研究之风由此而生。
例如，荻生徂徕虽然作为儒学思想体系内的一员，但是他提倡的“道”
却涉及“诸子百家，九流之言，佛老之颇”
[8]，“道”
在他那里已经不是朱子学这抽象的“天性之道”
，而是具体的“礼乐刑政”
；是先王那时的“作为”
，而不是“理”
的外化、天赋之物。
“理无定规”
，它是可以重新“作为”
——人为地进行改变的东西。
这样，荻生徂徕的学说虽然在政治上颇具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阶级局限性，但是它毕竟打开了自由探索的大门，孕育了探索精神和革新思想，奠定了接受新事物的思想基础。
四、教育实践中的改革和进步
18世纪初的“洋书弛禁”
在日本学术界、思想界逐渐造成了相对宽松的氛围，加上幕府和各藩为挽回颓势所做的各种努力（包括教育上的一些改革），给18世纪江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幕府和藩对教育控制的加强，以及经济发展及思想学术传播对于民间教育的促进，都使得教育机构、教学组织有了明显的进步，学校数量逐渐增多，教育普及程度也有了提高，并出现了向近代教育靠拢的预兆。
这种教育实践的丰富和发展，也是18世纪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得以变化和进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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