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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对我们社会个人的道德品质的整体考量，就不能不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超越个人情感的界限，关爱与自己并无直接联系的他人？这实际上是一个关涉我们民族文化品质的重要问题。
由于宗教超验之维的缺失，由以不问天道、关注人道自居的孔子奠定的由近及远、推己及人、亲亲而仁民、爱有等差的中国社会道德人格与道德关怀秩序建立之路线，个体道德人格的核心基础乃是人的情感，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个人的道德理性。
正因为如此，那些在情感上没有建立亲密联系的他人，在危急时刻就难以萌生出与自我生命之间的内在关涉，保全自己成为此刻唯一的价值选择。
我们来重温人类历史上另一场灾难事故：1914年4月14日晚，当时世上最大的邮轮“泰坦尼克号”
满载2207名搭客，由英国首航前往美国纽约。
启航后4天，在大西洋的黑夜里误撞冰山。
由于船上人多而救生艇不足，顿时秩序大乱。
这时一位应邀到美国芝加哥布道的乘客约翰·侯伯牧师，眼见这紧急情况，就呼吁全船的基督徒到甲板集合。
当时有几十位基督徒陆续前来，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侯伯牧师庄严的宣告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已相信了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惧怕；不过，船上还有不少未信的人，他们还未得救，若此刻失去生命，必永远沉沦灭亡，倘若我们现在不跟他们争用逃生设备，让未信者有更多人获救，以后他们仍有机会听闻福音，相信耶稣得永生。”
那一群基督徒听后，大受感动，产生了一致的响应，他们继续手牵手，一同唱着圣诗“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
，庄严的诗歌感动了船上的其他乘客，大家秩序井然地接受船上工作人员安排，让妇女儿童先登上救生艇。
67岁的头等舱乘客、全球最大的美斯百货公司创办人施特劳斯，别人劝他“保证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大年纪的人上救生艇”
时，这位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在还有女人没上救生艇之前，我绝不会上。”
世界著名的银行世家大亨古根海姆，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说：“我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
他给太太留下的纸条写着：“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
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生，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这次沉船事件造成1502人死亡，仅有705人获救。
这些死难的男性乘客中，还有亿万富翁阿斯德、资深报人斯特德，炮兵少校巴特、著名工程师罗布尔等，他们都呼应侯伯牧师，把自己在救生艇里的位置让出来，给那些来自欧洲，脚穿木鞋、头戴方巾、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农家妇女。
另外像消防员法尔曼·卡维尔，感到自己可能离开早了点，又回到四号锅炉室，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锅炉工困在那里。
被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桨员的锅炉工亨明，把这个机会给了别人，自己留在甲板上，到最后的时刻还在放卸帆布小艇。
信号员罗恩一直在甲板上发射信号弹，摇动摩斯信号灯，不管看起来是多么没有希望。
而报务员菲利普斯和布赖德，在报务室坚守到最后一分钟，即使船长史密斯告诉他们可以弃船了，他们仍然不走，继续敲击键盘，敲击着生命终结的秒数，发送电讯和最后的希望。
小提琴手们为了缓和沉船上紧张的气氛而坚持到最后一刻；当船的设计者安德鲁先生把救生衣脱给罗丝时，眼中噙满泪水带着歉意地说：“对不起，船造得不够结实。”
白发苍苍的船长不愿穿救生衣而独自一人紧紧握住船长室内方向盘，直到被无情的海水吞噬。
我之所以大段抄引这个故事的细节，是因为正是在细节中透露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对待生命与死亡、本能与伦理的基本态度。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在关键时刻是怎样对待它的妇女儿童，就显明了这个民族危难时刻的基本道德姿态。
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妇女儿童优先，船上相关人员恪守各自的职责，牧师和信徒从容镇定，那种关键时刻绅士的风范和职业的态度实际上显明的正是一种人性的高度，或者说一种人性起码的高度。
这是一种跟中国传统社会“存天理、灭人欲”
的理想主义价值理论完全不同的价值选择，它恰恰是一种尊重个人价值、并且充分显现个人价值的生命决断，这跟把节妇烈女摆上祭坛的纲常伦理是完全不同的伦理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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