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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消极情绪，在家庭经济地位方面，家庭外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都与消极情绪有显著的负相关，说明离异家庭与外界的联系越少、家庭的经济收入越少，离异家庭儿童的消极情绪越多。
另外，教育指数也与离异家庭儿童的消极情绪有显著的负相关，说明教育资源越稀缺，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消极情绪越多。
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考察环境因素对离异家庭儿童积极和消极情绪的具体作用，结果发现只有教育资源这一项进入了回归方程，并且它既可以正向地预测积极情绪，也可以负向地预测消极情绪。
这说明，家庭中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学校教育资源对于减少离异家庭孩子的消极情绪，培养其积极情绪，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与前人的研究是一致的，如周燕（2000）的研究指出，生活在离异家庭中的孩子往往得不到正常的教育和照顾，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抚爱，有时甚至处在无人过问、被遗弃和半遗弃的状态。
周莉（2006）认为教育青少年是父母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缺少了任何一方，都可能造成教育功能不全，这是离异家庭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这种教育功能的欠缺是影响离异家庭孩子心理健康的首要因素。
在我们的研究中，教育指数是指与儿童教育有关的家庭和学校资源，如是否有专门供儿童学习用的书桌和安静的学习环境，家里是否订阅了报刊，以及学校环境是否令自己满意等，这些对于客观环境的感知和满意评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和照顾程度，体现教育环境的质量，尤其对于这些以学习为主要活动的儿童青少年而言，学习是他们最主要的任务，父母对其学习的关心和关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积极和消极情绪。
2.个体因素对离异家庭儿童情绪的作用
我们发现，感知到的父母婚姻冲突强度与其积极和消极情绪具有显著的相关，说明孩子感知到的父母冲突强度越大，他们的积极情绪就越低，消极情绪则越高。
进一步，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考察父母离异、父母冲突等个体因素对儿童情绪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只有冲突频率进入了方程，并且能对积极情绪产生正向的预测作用，对消极情绪产生负向的预测作用。
这说明，孩子感知到的父母冲突频率能增加他们的消极情绪，降低他们的积极情绪。
这一结果也与我们先前的研究假设相同，即父母冲突对孩子的伤害比父母离异事件本身更大。
3.父母冲突对儿童积极和消极情绪的影响机制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回溯研究的方法，让初中生报告他们记忆中的父母在离异之前的冲突。
结果显示，初中生暴露于这种冲突下的经历，对他们现在的情绪状况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这支持了暴露于父母冲突之下对初中生情绪状态有长期影响的结论。
尽管很多离异家庭的孩子在父母离婚之后，已经离开了父母冲突的环境，但是他们所经历过的父母冲突依然对其情绪状况产生着影响。
这提醒中小学的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工作者，要加强重视离异家庭儿童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在理解和分析离异家庭儿童的心理问题时，不仅要关注当前的影响因素，也要关注其过去暴露于父母冲突之下的经历，重视对这些经历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行干预。
我们发现，父母是否离异和父母冲突并非独立地对青少年的情绪问题产生影响。
当把父母冲突特征放入回归方程中时，离异对儿童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
这说明，父母冲突是影响初中生情绪的更重要的影响变量。
不管父母是否离异，如果父母冲突非常频繁或者程度非常严重的话，将对初中生的情绪问题产生消极影响。
父母的婚姻冲突是否必然对离异家庭儿童的心理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我们发现，离异和父母冲突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作用，需要考虑不同的情况来看到二者的影响。
如果父母在离婚之前的冲突特征很消极，那么可能的情况是，离婚使得孩子不再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功能不良的家庭之中，离婚减弱了父母冲突导致的消极影响。
但现实是，并非所有的夫妻在离异之前都充满着激烈、频繁的冲突，他们的关系可能是一种没有冲突的疏离状态。
有些人为了更大的成就而选择结束一段还算美满的婚姻，还有一些人遇到更具有吸引力的对象而选择离婚。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父母没有明显的冲突，但离异带来的消极影响反而是巨大的。
面对父母的离异，孩子的反应会是震惊和感到不安全，他的生活会发生一系列的不好的改变，这对孩子是巨大的丧失。
此外，我们还发现，当父母冲突较低时，完整家庭子女的自尊、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高于离异家庭的；当父母冲突较高时，完整家庭子女的自尊要低与离异家庭。
也就是说，如果父母冲突较高但是他们没有离婚的话，对孩子的积极情绪的消极影响更大。
从这一点看来，某种情况下，离婚反而是减少高冲突家庭对其子女心理健康消极影响的一种方法。
这也进一步凸显了父母冲突对孩子发展的高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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