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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亨廷顿说：“当谈论文明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什么呢？一种文明就是一种文化存在。”
[9]他显然是将“文化”
与“文明”
视作同义词，等量齐观。
故所谓“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
和“精神文化”
，人们通常也称作“物质文明”
、“制度文明”
和“精神文明”
；三是“文化”
与“文明”
都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成果的总称，但前者是动态的，后者则是静态的。
陈安仁说：“文明是指静的状态而说，文化是指动的状态而说。”
[10]张崧年也曾指出：“文化是活动，文明是结果，也不过一事的两看法。”
[11]
本书对文化的界定，取狭义文化。
对“文明”
一词的使用，则据行文的需要，兼顾三义。
二、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回顾
文化史是古老的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它真正的确立，在欧洲要晚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
西方“文化史之父”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著《路易十四时代》，实为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其后，西方关于文化史的著述日多，渐渐蔚为大观。
在中国，文化史学科的确立更要晚到20世纪20—30年代。
梁启超于此有创榛辟莽之功，他曾拟撰多卷本《中国文化史》，遗憾的是仅成《社会组织篇》计8章，壮志未酬。
但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有关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已是联翩出现。
1924年《史地学报》有文报道学界消息说：“近来研究历史者，日新月异，内容大加刷新，多趋重文化史方面。”
[12]足见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和编纂，是时已开始浸成风气。
其中较重要的通史性著作有：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略》、缪凤林的《中国民族之文化史》、陈安仁的《中国文化演进史观》、王治心的《中国文化史类编》、陈竺同的《中国文化史略》、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等。
此外，涉及断代的、区域的和专题性的有关文化史著作也相继出版。
其中，专题性的著作，尤以王云五主编的大型《中国文化史丛书》为代表。
丛书仿效1920年法国出版的《人类演进史丛书》及1925年英国剑桥大学主编的《文化史丛书》的体例，共分80个专题，每册一专题，于1937年后相继推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该丛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之所以于20世纪20年代后蔚为风气，并非偶然，至少可以指出以下的原因：
其一，是近代中西文化问题论争深化的必然结果。
经“五四”
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不仅日益激烈，且愈趋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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