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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猿人化石共存的动物化石发现很多，可分96个种属，其中有第三纪的残存种剑齿虎，但更多的是中更新世的常见种，如硕猕猴、丁氏鼢鼠、居氏大河狸、翁氏兔、肿骨大角鹿、葛氏斑鹿、德氏水牛、李氏野猪、杨氏虎、梅氏犀、中华缟鬣狗、三门马等。
根据动物群的变化，可以把北京猿人生活的时期划为三个阶段：早期草原型动物多于森林型动物，反映出当时是森林—草原型为主的温带气候；中期森林动物多于草原动物，且喜潮湿和喜水的动物较多，反映出当时是温暖湿润的森林型气候；晚期森林动物减少，草原动物增加，喜干燥环境的动物较多，反映出当时是半干旱的温带气候。
北京猿人生活在周口店的漫长岁月里，气候发生过几次变化，但总的来说没有过于恶劣的气候，比较适合人类生存，北京猿人就在这矮山、小河与平原交汇地带的周口店生活了几十万年。
四、金牛山人及其文化
金牛山遗址位于辽宁营口田屯村，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金牛山共有三处化石地点，自1974年以来一直在进行发掘。
1984年在A地点出土了人类的头骨、脊椎骨、膑骨、肋骨、髋骨、尺骨、腕骨等50余件化石，这些化石集中在1平方米的范围内，属于同一个体，为一成年男性。
金牛山人的头骨与北京猿人的头骨比较，眉嵴上沟要浅，颅骨的壁较薄，脑容量约1390毫升，比北京猿人明显进步。
金牛山人属晚期直立人向早期智人的过渡类型。
根据铀系法测定，金牛山人的生活年代大约在距今28万年前，与北京猿人生活年代的下限相当。
考古学家发现了金牛山人的用火遗迹。
用火遗迹均发现于洞内，与人类化石和石器共存。
如在A地点发现一个灰烬层，长4.1米，厚0.3米，其上还有两处呈圆锥形的灰堆遗存，灰堆中有灰烬、烧土、烧骨等。
在C地点也发现有灰烬层，内有木炭、烧骨、烧土等。
毫无疑问，金牛山人会使用火、管理火。
烧骨中多兔类、鼠类和鹿类的骨骼，表明这些动物是金牛山人的主要肉食来源。
金牛山人的石器原料多为脉石英。
金牛山人采用锤击法和砸击法打石片，用砸击法打石片后产生的两极石核与北京猿人的两极石核相似。
金牛山人的石质工具主要是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
刮削器有单刃、双刃和端刃刮削器，刮削器刃缘的加工以单向加工为主，亦有复向加工的。
尖状器有角尖和正尖尖状器。
雕刻器只发现一件，凿形刃，属笛嘴形雕刻器。
金牛山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较为丰富。
其动物群中的一些种属见于北京猿人遗址，但动物群的主要成员生活年代偏晚，如赤鹿和肿骨大角鹿的共存只见于北京猿人遗址的第4层以上。
哺乳动物化石表明金牛山人生活的时代相当于更新世中期之后的一段时间，可能已进入更新世晚期。
当时辽南地区的气候与华北差不多，冬季比现在略暖，气候温暖湿润，山上森林茂密，灌木丛生，山下有辽阔的草原，从出土较多的河狸化石看，金牛山附近肯定有开阔的水域。
金牛山人的全部石器都很小，打片方法主要是砸击法，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主，并有尖状器和雕刻器，这些文化特点与北京猿人晚期文化的特点相同，反映出金牛山人与北京猿人有密切的文化联系。
我们可以认为，北京猿人在北京周口店生活的晚期，开始向外传播其文化，这种文化的传播可能是北京猿人迁徙所至，在与北京相距几百公里的金牛山，我们找到了北京猿人文化向东北传播的证据。
五、其他直立人的文化遗存
考古学家在陕晋豫一带的红色土层中发现了几十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地点，在每个地点都采集了少量的石器，并对山西芮城匼河6054地点和6055地点进行了发掘，与石器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有13种，属于中更新世的典型动物较多，如扁角鹿、肿骨鹿、德氏水牛、东方剑齿象等。
由此可知，陕晋豫一带红色土层中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地点的地质时代属于中更新世。
匼河遗址出土了200多件石器，石器原料主要是石英岩，打片技术除锤击法、碰砧法外，还采用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方法——投击法。
锤击法是打石片的主要方法，锤击法产生的石片和石核都比较粗大，长度都在60毫米以上，石片形制不太规整，多数保留自然面和打击台面，只要边缘锋利，不经第二步加工直接使用。
用投击法打下的石片体积很大，其中长300毫米、宽200毫米的特大石片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十分罕见。
加工过的石器只发现19件，修理方法均为锤击法，多为背面加工，加工比较粗糙，刃缘不平齐，刃口或钝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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