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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史记·周本纪》所载，周代自武王立国，其中西周时期成、康、昭、穆、共（恭）、懿、夷、厉、宣、幽诸王，皆为父子相承制，只有共王和孝王为兄弟相及，而且孝王安插于其侄周懿王之后。
东周春秋时代周王世系，桓、庄、釐、惠、襄、顷、定、简、灵、景、敬，也都是父子相传，只有平王与桓王是以祖孙相承，匡王与定王为兄弟相及。
但周平王与桓王祖孙相承方式，是先王太子去世后为宗法制所认为是典范的继承方式。
《礼记·檀弓上》曰：
公仪仲子之丧，檀弓免焉，仲子免其孙而立其子。
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
趋而就子服伯子于门右。
曰：“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何也？”
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
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
夫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
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
鲁国公仪仲子死后，因嫡长子已死，便立其他的次子为继承人，这件事遭到檀弓的反对，而子服伯子却认为这样做合乎“古之道”
。
后来子游就这件事请教孔子，孔子认为应当立孙。
陈澔《礼记集说·檀弓上》说：“適［嫡］子死，立適［嫡］孙为后，礼也。”
依此可知周代的嫡长子制继承方式已把继承制度绝对化，先公先君死后，嫡长子已死，那么嫡孙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幼小，立弟的方式是权宜之计。
但这样的权宜之计也是为周礼所不容的。
因为立弟这种例子一开头，便会引起一系列的恶性循环，因此孔子斩钉截铁地说：“否，立孙！”
表现了周代嫡长嫡孙继承制的绝对化。
《公羊传·隐公元年》也说：“桓幼而贵，隐长而卑……故凡隐之立。
为桓立也。
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这就是说，在嫡子中立长子则不看他是否贤明，在众子中则看谁为贵为王后（或诸侯、卿大夫的正妻）的儿子，并不看重谁的年长。
这种规定实际上是为解决诸子纷争君位的矛盾：君位是先天决定的，谁为正妻之子且为长子便是将继位的储君，并不看谁更贤明有德；在正妻无子的情况下，在众庶子之中选立接班的君主，则看谁更年长，不用再比看贵贱与否和贵贱程度。
总之，周代嫡长子继承制为了避免君位纷争，制定了一套有效的可实施操作的制度来安排决定君位继承人的人选，而不管储君人选本人的素质、才能及德行优劣，完全按既定的、机械的模式去操作运行。
这样的继承制度虽然牺牲了在众子中选贤择才的优点，但确实保证了国家的稳定与安宁。
西周春秋时代周王室的继承接班都是在和平的情况下平稳地过渡，减少了不必要的争夺与纷乱。
从西周到战国时代，周共有30余王，大致皆依父死子继、嫡长相承的模式来传位接班，其嫡长继承制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周代的宗法制是从嫡长制产生出来，又保证了嫡长制的有效运行。
由此政权便和族权有机地结合起来，君统和宗统合二为一。
在这种制度下，嫡长继承是纵的方面，宗法关系是横的方面，纵横交错，相得益彰，从而使周代的政治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之中。
按宗法制度，一个宗族大至一个国家，嫡长子是君权的继承人，他同时又为大宗宗主；在一个诸侯国家乃至天下，握有君权，政治地位最高；而在宗族中又有宗族大权，族中的地位亦最高。
天子诸侯其余支子分为小宗，对天子诸侯他们为小宗，在自己支族之中又为小宗，具有继承权和主祭权，也是政权与宗权合二为一。
下至士也是如此。
依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分封，整个统治阶层形成主次分明、贵贱有等、上下相互统属的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
这样，大小有定，高低无争，有效地巩固了周代的政治权力。
我们在前面谈过，殷代已有初步的宗法贵贱的等级关系，但远未形成像周代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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