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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每个氏族成员在氏族中所处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生存权利是平等的，结合生产和生活进行的教育又不需要额外的教育经费，因此不必限制受教育者的人数。
相反，人数多了对生产反而有利，对氏族的发展也有好处。
其次，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地位也是平等的，被教育的少年儿童与担负教育任务的成年人、老年人只有年龄的差别，没有地位高低的差别。
教育者十分关心被教育者的成长，对他们一视同仁，“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而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每个受教育者的身上，努力做到使“幼有所长”
[14]。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被爱护和受尊敬的关系，即敬老爱幼的关系。
另外，原始社会的教育虽然主要集中在少年儿童和青年时期，但社会不断进步，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学习，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也需要不断进行技术、文化交流，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原始社会的教育是终生教育。
大家既是教育者又是被教育者，大家都以能者为师，取长补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界限并不明显，这又是一种社会性的自我教育，它也体现了教育的平等性和民主性。
二、学校的萌芽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家庭为主的个体劳动逐步代替了氏族的集体劳动，产品出现了剩余，私有财产产生了。
部落贵族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地位，需要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下一代。
而随着技术的进步，也要求有一部分人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专门钻研技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成为可能。
其中有些人专门从事教育或从事政治活动，于是出现了专门的教育人员和学校的萌芽。
大概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文字的雏形初步形成了。
《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从结绳、刻木记事，发展到图画文字，尤其是象形文字，这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它将促使人类由野蛮阶段跨进文明社会的门坎。
文字是记录知识和传授知识的工具，但掌握文字并不容易。
原始状态的社会教育很难胜任这一任务，它要求有专门从事教育的人员和教育场所，于是教师和学校应运而生了。
据古文献记载，虞舜时代就出现了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公职人员，比如《尚书·舜典》曾记载说，舜任命夔“典乐，教胄子”
；还曾任命契“作司徒，敬敷五教”
。
夔和契就是当时领导教育工作的专门人员。
契的任务是用“五教”
教育人民，借以纠正“百姓不亲，五品不驯”
的社会现状。
这虽然还不外乎是一种社会教育，然而却已经有专门人员负责了。
而夔所担负的任务则是对贵族子弟进行专门教育，可以说夔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见于记载的第一任贵族学校的校长。
夔的具体职务是“典乐”
，即《周礼》所说的“大司乐”
。
《周礼·春官宗伯》记载说：“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
“成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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