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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套组佩最长的达1.8米，50余玉璜系于一组，规模相当壮观。
这样长度和一定重量的佩饰，可能是高级贵族参加重大典礼时表示身份和节步之用的。
因为这样长的佩饰，又有一定重量，在典礼仪式上贵族只有稳步按礼的规范动作行进，才能保持他的姿态沉稳，不至于把佩饰搞乱、搞坏，于是这样也才体现了贵族的仪则和风范。
《礼记·玉藻》说，佩玉“趋于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
——小步走要符合《采齐》的乐章，平常步行走要符合《肆夏》的乐章，转身要中规，弯腰要中矩，往前走身体要稍前倾，往后退身体要略后仰，这样才能牵动佩玉，使之相击发出有节奏的乐声——晋侯墓出土组佩的作用大概就是这样的。
由此我们也可知，西周组佩虽然也有一定的装饰作用，但其主要功能是要求佩戴者时时刻刻从仪表、行为举止到内心都不要忘记“礼”
的束缚，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权利和义务。
十六节龙凤玉饰（湖北随县出土）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玉雕艺术出现了新的格调。
它一改三代玉雕制作的严谨凝滞为灵巧多变，纹饰线条亦趋于婉转流畅。
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春秋玉牌，乳白色，近方形，浮雕饕餮和对称的蟠螭纹，繁密紧凑，非常精美；河北平山中山国墓出土的三龙蟠环透雕佩、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透雕玉璜、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出土的佩玉等战国遗物，晶莹剔透，都是难得的精品。
春秋战国的玉器按类别可分为礼玉、装饰用玉和杂器三大类。
礼玉，主要是璧、琮、圭、璋等。
不过这一时期的礼玉和西周时期的礼玉已有了很大区别。
西周的璧多为素面，春秋的璧则多饰精美的勾连纹、云纹、蟠虺纹，战国则流行细密的谷纹璧和镂雕璧。
琮亦多饰云纹或窃曲纹。
春秋战国圭、璋的数量极多，用途亦极广泛，不仅可以用来祭祀天地鬼神，还可以用来区分贵贱等级，或用于朝觐、盟誓、婚聘、起军旅、治兵守、殓尸、除慝，不一而足。
和西周的礼玉相比，东周礼玉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象征性的仪仗用礼玉基本消失了，原来这些礼玉的用途已基本上为盛行的圭璋所替代。
另外一个特点是此时期璧、琮等除用于传统的祭祀之外，还经常作为吉祥物和信物用于朝觐、盟誓、婚聘等活动，这体现了礼玉的宗教约束性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和璧、琮等宗教礼玉走下坡路形成鲜明的对比，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的玉佩饰盛行却构成了东周装饰用玉最显著的特色。
东周的装饰用玉品类繁多、典雅富丽，充满了艺术的创造力和感染力。
从考古发现看，东周的装饰用玉主要有玦、环、觿、璜和各种各样的牌饰、串饰、佩饰（包括单独的佩饰和成组的组佩）及各种动物形玉雕等，其中造型别致的独佩和配置和谐的组佩多为上乘的艺术作品，受到人们的垂青。
东周佩玉的盛行跟当时玉器属性的人格化有关。
春秋时代，玉器的神秘性渐渐减少，其物理属性则渐渐被人们认识。
讲究人格修养的儒家把玉的自然属性和君子的道德品质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用玉的缔质、光泽、硬度、纹理、音色比喻君子仁、义、智、信、洁的美德，号召君子时时处处以玉的品性鞭策约束自己，“于玉比德焉”
，于是形成了以玉修身、润身的佩玉理论。
佩玉之俗蔚然成风，佩玉的琢制技术日见精进，艺术的创造力和感染力也就日益增强。
《诗经》中有很多描写君子佩玉和以玉喻人的句子，如《卫风·竹竿》：“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傩”
，《淇奥》：“瞻彼淇奥，绿竹如簧。
如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
，这都是东周时代佩玉成俗的写照。
除了上述的玉佩饰，春秋战国时期的装饰用玉还有精美绝伦的玉笄、玉带钩、玉串饰等。
此外，这个时代还用玉制作一些精美的实用器物如玉梳、镜架、灯、鞢、简册、行气玉铭及作为葬玉的琀、玉衣片、缀玉覆面等，这说明东周玉器的使用范围越来越扩大。
玉衣片、缀玉覆面是汉代金缕玉衣或银缕玉衣的先声，不过这种用途的用玉主要不是发挥它沟通人神的作用，而是发挥它殓尸防腐的功能，跟祭祀用的礼玉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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