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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公元前7世纪中后期的秦穆公时期和前4世纪中期的秦孝公时期，是秦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时期。
前一时期，秦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奴隶制发展到全盛期；在文化上，则主要向西戎学习。
秦穆公所用的人物由余，“其先晋人，亡入戎，能晋言”
[4]。
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对西周文化和戎夷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
在价值观念上，由余否定西周的宗法伦理，而推崇戎夷氏族部落文化，称颂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
，赞美其为“圣人之治”
[5]。
秦穆公重用由余，表示秦国文化的当时发展状况与戎夷近似。
后一时期，秦孝公重用商鞅，厉行变法，采取了一系列迎合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法家政治、经济措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
[6]，使秦国一跃而成为屈指可数的强国，为随后百余年秦国的发展以至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法家文化渗透到秦国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7]的局面。
秦皇朝的建立者秦始皇本人，就对战国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学说推崇备至；他所重用的丞相李斯，是韩非的同学，也是一位法家学说的力行者。
因此，秦文化可以说主要是吸收古朴的戎夷氏族部落文化和三晋法家文化的发展结果。
在秦朝，重功利、轻伦理的法家文化又更为突出。
韩非在《五蠹》篇中所说的：“上古逐于道德，中古竞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
，可以说正是当时法家的宣言。
由于秦文化中过分重视功利而轻视伦理，使它最终走上了迷信暴力的歧途，从而导致了秦朝的覆亡。
秦朝存在的历史是短暂的，它在中华民族统一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是有限的。
政治和社会的变革是如此迅猛，以致它根本没有时间为刚刚诞生的统一的大帝国创造一种新的、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帝国的大厦就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轰然倒塌。
尽管如此，秦国的文化以及秦皇朝所采取的一系列统一措施，仍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的国家形式和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并开创了中央集权制的政治模式。
因此，有人评论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
[8]“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9]在经济方面，自秦开始，基本上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模式。
在思想文化方面，由于秦朝广泛地、彻底地推行法家路线，在我国历史上开创了文化专制主义传统的先河，并对尊孔读经传统的形成，从反面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秦皇朝的灭亡，宣告了法家政治的终结。
它充分说明了以法家文化为核心的秦文化已不可能成为民族文化的唯一代表，法家思想也不能作为巩固封建统一帝国的统治思想。
继秦而起的西汉皇朝，其统治者大多来自楚地，出身于社会中下层，在缺乏可以依靠的统治思想理论的前提下，为了巩固新成立的封建中央政权，迅速恢复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他们需要寻找自己的统治文化。
西汉初年，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邹鲁文化首先作了尝试。
其重要表现就是博士叔孙通向汉高祖刘邦进言，确立朝仪，并得到了刘邦的采纳。
但是，刘邦并没有因此而将儒家作为治理国家的统治思想。
面对连年战争对社会生产和生活所造成的破坏，人民要求安宁，汉初统治者根据黄老之学“清静无为”
的思想主张，采取了“与民休息”
的政策。
自汉初直至武帝上台执政，黄老之学取代法家，成为汉初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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