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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日本西部与汉代乐浪郡互通使驿的有三十多国。
东汉初年，日本北九州进入铁器时代，出现了倭奴国，即以倭国与奴国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国家。
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的使者越过乐浪，到达洛阳，受到光武帝赐的印绶。
《后汉书·东夷传》称倭奴国使者自称大夫，来自倭国极南界。
此后，又有倭国王师升等来献生口160人。
由于该国文化较为落后，只能以拥有各种专长的生口（奴婢）作为贡礼，以交换汉朝的丝绸和金属制品。
2世纪后，日本逐渐进入铁器时代，出现了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国家，《三国志·魏志》称之为邪马台国。
这一时期，不仅中国的丝织品、铁器、铜器等大量传入日本，而且日本人还从中国学会了养蚕技术。
据《日本书纪》记载，199年（日本仲哀天皇八年），中国的蚕种由一个自称是秦始皇十一世孙的功满王从朝鲜的百济带到日本。
半个世纪后，《三国志·魏志》便提到日本产“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
。
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
（三）越南
中国与越南的文化交流历史十分悠久。
秦汉时期，中越两国的文化交往进一步密切。
秦始皇时，在越人居住地区设置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越南与秦朝的联系得到加强。
秦朝末年，南越王赵佗据地独立，击败建国于越北的安阳王，并占有其地。
在赵佗统治时期，中国的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通过大批中国移民，在越南日渐推广。
今越南北部谅山的谅巴洞贝冢中，曾有一件雕刻中国牛犁图形的石器，暗示了牛耕铁犁在越南北部边区曾和石器的使用同时并存。
赵佗又注意制止各地宗族相互械斗的恶习，稳定内部政局，使汉人和越人和睦相处。
由于赵佗的南越政权积极与汉朝联系，与汉通商，传播汉文化，并以汉文教导居民，《诗经》、《尚书》成为教化的范本，从此中国文化在越南逐渐生根。
汉武帝时，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中国与越南的文化联系进一步得到加强。
越南人利用从中国传入的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摆脱了原来依靠潮涨潮落灌溉农田的传统生产方式，使劳动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
有一些越南人还迁居内地，接受中国文字和语言的训练。
汉水西边中卢县在东汉时有地名骆越，据说正是骆越人从红河移居而得名。
少数杰出的越南人还在汉代政府中担任官职，如汉明帝时金城太守张重、汉献帝时交州刺史李进、司隶校尉李琴等人，都是越南人。
中国的音乐、医药、佛学也都在这时传入越南。
而越南的水果如龙眼、荔枝，药物如菖蒲、薏苡等也传入中国。
东汉末年，不少士人为逃避战乱，迁入交趾，在越南北部宣扬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在越南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在汉代，越南还是中国与东南亚、印度以及罗马世界建立邦交、文化交流的前哨。
如131年叶调国王（今印度尼西亚爪哇）派使者来中国，以及此后天竺（印度）和大秦（罗马）使者来中国，都是航海来到日南，然后在今越南归仁附近换船到广东，北上洛阳进谒汉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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