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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尤其是在《春秋》开篇的隐公元年和结尾的哀公十四年都做了这样的强调,引起了《公羊》学者们的注意。
他们认为公羊子这样的提示,不只是道出记述原则的不同,而是另有深意在内。
董仲舒从中看到了历史分期的意义和“异辞”
是由系于时代远近的情之亲疏所决定的。
他说:“《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
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
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
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
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
[35]董仲舒抓到了“情”
这一儒家思想的要害,且对三世作出明确划分,三世成了变化的具体历史过程,但没有成为具有哲学意义的历史演进程式。
何休使“三世说”
得到升华。
他把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三世,与由衰乱、升平到太平的历史演化结合起来,作了哲学的抽象。
他说:“于所传闻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
于所闻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详。”
[36]在他这里:(1)《春秋》笔法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点是紧密结合的,这样以《春秋》为新王法,便有了更普遍的指导意义。
(2)三世说与“异内外”
原则相一致,三世的递进与内外、夷夏的合一步伐统一起来,为大一统说找到了一个牢固的理论支点。
(3)三世是由衰乱到升平,再进至太平的递进过程,这是强调变化发展的进步的历史观。
理论意义是合于社会发展规律,有唯物主义因素;实践意义是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前景,为后来的改革家、革命者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4)三世递进说,是历史与哲学的分离。
何休从字里行间揣摩孔子的微言大义,在对乱世的记录中,看到了“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
,“世愈乱而《春秋》之义益治”
[37]的理想表述。
从史学上看,这近乎臆语;从哲学上看,却可说是精辟的高论。
与何休同时的仲长统,也发表了历史演化说,在历史动力上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具有人文主义特色而引起人们关注,在历史趋势上,却认为是“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
[38],表现为历史倒退论。
何休的三世说,没有涉及历史动力问题,但在历史趋势的看法上,是进步的,是乐观向上的。
在东汉末年的衰乱之世,何休能跳出现实的限制,以哲学的眼光道出历史的光明前途,实在难能可贵。
何休的《公羊》三世说产生了很大历史影响。
晚清《公羊》学大兴,康有为赋予三世说以进化意义,改造成为披着传统外衣的资产阶级学说,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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