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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并对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从而使得民主自由成为统治者无法从根本上予以遏止的时代潮流。
诚然，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均代表着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都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共和，“中华民国”
不过沦为一块有名无实的招牌。
但这块有着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阶级力量为之支撑的招牌绝非可有可无。
有了这块招牌，统治者在进行政治欺骗时，就不能不受到它自身的某种限制，从而有所顾忌。
同时，这块招牌也成为时刻提醒、激励人们向往和追求真正民主理想的一种象征，一种反对封建复古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的“合法”
而有力的斗争武器[3]，甚至成为统治者内部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攻击的有效手段。
有了这块招牌，统治者便无法完全压制或消除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而且塞愈严则流愈急。
民国时期，许多进步文化运动的发生，都包含着直接反抗统治者压制民主文化发展的因素在内。
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国民党统治下激烈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都是如此。
总之，由辛亥革命引起的政治体制的变化，必然促使封建专制因素日益受到削弱，民主主义因素不断得以增长，这是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其表现之二在于：伴随着新阶级力量的壮大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得以出现和成长起来，并通过与各种文化的激烈争论和斗争，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从此，中国人在文化问题上真正地由被动转为了主动。
就在中国人满腔热情地追求西方近代文化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种种深刻的社会危机和丑恶现象，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暴露出来。
于是，许多中国人对他们所一向尊崇的资产阶级文化产生了怀疑。
当时西方社会也有不少人出于对自身文明的失望，提出了向东方和中国学习、用东方文化来拯救西方文化的主张，一部分敏感的中国人开始对中西文化进行双重反省。
保守者则鼓吹起传统文化的优越来。
更多的中国人此时陷入了迷茫之中。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从中受到极大鼓舞，他们认识到苏维埃俄国的道路，既能使其超越封建文化、又能使其避免民族虚无主义，是一条较为理想的文化之路。
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以之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运而生。
找到了新的思想武器和文化道路的中国人，在文化问题上一改昔日的被动状态，以极大的主动和创造精神，开始了新的文化追求，从而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景象。
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最进步、最有前途的文化，它在专制主义的压制下崛起，在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文化的搏争中壮大，直至确立在全国范围内的主导地位。
其表现之三在于：民国社会复杂的阶级构成，特别是政党斗争和政权分割的多元政治形势，决定了民国文化的多元格局，即多种文化并存、两大文化阵营对垒的局面；同时也赋予了它鲜明的政治性格。
在整个民国时期，社会结构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作为各个社会阶级和阶层意识形态表现的文化也同样呈现出比晚清时期更为错综复杂的构成。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将此期的文化成分概括为三种：一是“帝国主义文化”
，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二是“半封建文化”
，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者，都属于这一类；三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
这当然是就其主要成分而言，如果分得细些，还有更多。
这些代表不同阶级、不同利益的文化，在民国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化组合与前所未有的激烈交锋，形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场景。
而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代表革命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文化阵营和代表反革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文化阵营之间的斗争，始终异常明显并占据着突出位置，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变动的重要线索。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文化扮演了领导中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角，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的联合进攻下，只打了几个回合便败下阵来。
五四之后，尽管资产阶级文化在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斗争中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已经不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领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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