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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胡适因呼吁人权而受到国民党“警告”
，罗隆基则因此被捕入狱。
1931年1月17日，逮捕左联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和冯铿，不久将他们秘密杀害于上海。
1934年11月，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因在“九一八”
事变后主张抗日，敢于发表触犯时忌的文章，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此类事例在抗战期间和抗战之后，亦层出不穷，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
更是其中极为典型的例子。
“三民主义”
文化专制政策的推行，对进步的民主文化起到了阻碍和摧残作用，甚至在某些方面，“文化的摧残比之君主专制时代、北洋军阀时代来得更凶”
[13]。
这是国民党“三民主义”
文化政策的一个方面。
“三民主义”
文化政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它虽然排斥真正的民主，但也包含了一些民主的口号和形式，这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并非毫无益处已如前述；它的民族主义最终虽不免落入封建传统和法西斯主义杂交的泥潭，但强调“民族主义”
本身在当时仍有顺应时代潮流的一面，在这一政策之下，国民党也作过一些文化民族化的努力，甚至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还参与领导了全民族的抗战，包括文化的抗战；此外，“民生主义”
也涵容了科学。
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和教育，国民政府还是较为重视的。
它建立了不少现代文教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的建设就很有成绩。
此外，它还鼓励出国留学，乃至提倡科学化运动等，这些都有效地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
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段艰苦的岁月，国民政府为了保护科学仪器和文教设施，曾组织和协调大批科研教育机构以及科研人员内迁，还专门成立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直接扶持科学研究。
它所通过并实施的“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
及“设置部聘教授”
等议案，在当时大后方科学界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对于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鼓励战时科研起了积极作用。
[14]应当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然科学等领域能够有较大发展，与这些政策的实行是不无关系的。
三、苏区和解放区的文化政策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不仅在政治、经济上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文化上也始终是进步文化的领导核心。
它在民国时期奉行的总的文化政策，概而言之，就是毛泽东抗战时所阐发的“新民主主义”
，即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或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不过这一纲领或总政策的形成及全面贯彻，有一个发展过程。
在当时苏区和解放区的艰苦条件下，推行得较为持久和彻底，效果显著，影响巨大而深远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二是强调人民民主、注重大众文化建设；三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并为此建立文化统一战线。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中国共产党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分析、研究、处理各种文化问题、制定文化政策的立场和方法。
在文化建设和文化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或称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指导，强调文化为阶级斗争服务。
如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大会上就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
即“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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