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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不在现世降伏日本凶魔，佛徒就无法成佛。
民族主义精神的文化渗透，于此可见一斑。
朱自清像
这种民族主义精神，还体现在广大文化人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上。
梅兰芳抗战八年，留须八载，始终拒绝为日伪表演[25]；朱自清在美帝横行中国期间，宁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便堪称其中典范。
值得强调的是，民国时期，中国人认为本民族文化已根本落后的意识、文化反省意识和变革赶超意识，均大大超过了晚清，成为民族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个突出体现和特点。
这一时期，人们更明确和清醒地认识到，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危机既是政治危机，也是文化危机。
因为中国所面临的是来自比自己文化更为先进的外族的侵略。
这就使得民族危机具有空前的深刻性：“昔者吾国暂受外族压迫，不久即能同化他人，此在今日为不可能。
列强若一旦瓜分我国，吾人以为不久能同化他人，成更大之中华民族集团者，此不辨文化程度今昔悬殊故也。”
[26]因此，人们深深感到“民族之生存尚有赖于文化”
[27]，欲有效地挽救民族危机，不能不从文化的根本上着手，革新旧文化，创造新文化。
于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新启蒙运动蓬勃兴起，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诸论纷纷出现，西方文化得到大规模全方位的引进，“问题与主义”
、“中国本位”
与“全盘西化”
等各种各样关于文化道路与问题的论争也跌宕起伏、连绵不绝。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些观点各异、纷纭复杂的文化论争“说到底固然是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反映，但是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潮涌动，其更为深刻的内在动力，显然来自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爱国主义情思”
[28]。
由此可见，复兴民族的爱国主义不仅成为民国文化的重要主题，也是此期推进文化向前发展的强大精神动源。
此外，随着西方文化广泛而深入的引进与传播，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保持和发展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根据国情、民族性来消化和吸收外来文化，具有不容忽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因之，一种文化“民族化”
或“中国化”
的思想和实践不断得到发展。
这种文化自觉，是中西文化交流达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成为民族主义精神在民国文化领域的又一突出表现和特点。
以宗教为例。
这一时期，天主教和新教都出现了明显的中国化倾向。
如在中国教徒的努力和中国国内民族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基督教新教广泛开展了本色化和自立运动，除了使得在华各种教会名称前均带上了“中华”
或“中国”
字样，各地区的主教和教会学校校长大多改为华人之外，在宗教的形式和内容上也都有着“中国本色”
的自觉追求，如反对完全照搬和模仿西方基督教礼仪、组织和布道方法，让教徒过中国的传统节日，用中国民族曲调唱赞美诗，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婚丧仪式，等等，民族化的教堂建筑、宗教绘画和宗教音乐因之纷纷出现。
在仪轨上，此期基督教也带有了中国特色，有的教会竟采用佛教祈拜方式，礼拜时燃香并跪诵经文。
在思想上，教内甚至还有人主张儒化或佛化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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