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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陈独秀指出，以四万万人共有之宪法规定独尊独祀孔氏，阻碍思想信仰之自由，实在武断专横。
李大钊在《宪法与思想自由》、《孔子与宪法》等文中也指出，孔子是帝王专制之护符，宪法是国民自由之证券，两者渺不相涉，有人强使宪法与孔子发生关系，欲以宪法之权威为孔教壮声势，是极荒唐、荒诞的。
他们均反对独树孔教，独尊祀孔氏。
第二，强调孔教不适合共和时代，不能适应现代生活。
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明确指出，孔子生活在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为封建时代之道德，所垂示之礼教为封建时代之礼教，所主张的政治为封建时代之政治，这种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政治是为少数君主贵族服务的，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关，因此，不适合民主共和时代。
李大钊表示，他不否认孔子于其生存时代确足为圣哲，但于今日之社会则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
[11]他们肯定孔子及其学说在宗法社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又强调了这种宗法社会之道德在总体上已不适应现代生活，不适应现代中国社会，从而断然否定了在现代中国建立孔教的可能。
第三，强调孔教与帝制、尊孔与复辟有必然联系，揭露了孔教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反动实质。
陈独秀指出：孔教“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
，因此，“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
[12]。
孔教借君主之力行其道，而君主假孔教之力固其位，孔教与君主相得而益彰。
反动势力提倡尊孔正是为了复辟帝制，“中国政治反动一次，孔圣人便走运一次”
[13]。
李大钊指出，历代专制帝王把孔丘作为偶像，“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
，因而孔丘之名“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君主政治之偶像”
，并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
[14]。
由此，他认识到帝制复辟需要孔子这尊偶像，而打倒孔家店正是要批判“君主专制之亡灵”
。
易白沙揭露了封建君主利用孔子学说的实质和原因。
他指出，先秦孔学“不过九家之一”
，汉代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尊儒尊孔不过“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
。
孔子学说所以能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其原因在于：“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
；“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
；“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
；“孔子但重做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
。
他将历代君主尊孔的秘密揭破无余。
吴虞对儒家的“家庭——国家同质同构”
学说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判。
他明确指出，儒家家国同构的核心在于忠孝两字，忠孝二字连用，居家为孝，出则为忠，教孝就是为了教忠，“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
[15]。
儒家忠孝学说，遂被封建统治者奉若至宝。
鲁迅、吴虞等人还作《狂人日记》、《吃人与礼教》等文，猛烈抨击封建礼教摧残人性的罪恶，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历史上的孔教与帝制密切相关，民国以来的尊孔与复辟也有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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