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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
、“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
，由此形成“东洋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
。
（3）“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
，人与人之间“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
；“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
。
通过比较，陈独秀认为“西洋文明远在中国之上”
。
在新文化阵营中，李大钊也十分关注中西文化比较问题。
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总特征概括为“静的文明”
与“动的文明”
，并由此推演出几十项具体差异。
他认为，东西文明“平情论之”
，“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
。
他又认为从整体上看，从现实考虑，西洋文明要优于东洋文明。
他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曾对于人类进步做出过伟大贡献，但现在必须正视“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垂死之期”
。
东洋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已处于屈败之势”
。
西方文明“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
，但与东洋文明相比，则“实居优越之域”
。
因此，他主张“竭力以西方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
。
他提倡青年人全力以赴学习和研究西方文明，“将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扫**，期与彼西洋之动的世界观相接近，与物质的生活相适应”
。
[17]李大钊与陈独秀对东西文明异同的看法不尽一致，但结论却大体相同。
杜亚泉则提出了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颇为不同的中西文化观，并与陈独秀等人展开论战。
他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中，将中西差异归结为西洋为动的社会，中国为静的社会，动的社会产生动的文明，静的社会产生静的文明。
以“动的文明”
和“静的文明”
归结东、西方文明的总特征，从字面上看，与李大钊的概括似乎一样。
然而，他的结论与李大钊所主张的以动济静、提倡西洋动的文明的观念正好相反，主张用中国固有的静的文明来救济西洋动的文明的弊端，他说：欧战的惨烈使“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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