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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有旧，绝不有新，不善于保旧，绝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
。
他还以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为例，论证“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
。
尽管章士钊声明自己不是守旧者，但他的“调和论”
侧重在“旧德不可忘”
，这显然是与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相违背的。
不过，他提出了如何处理文化发展中的新旧或中西关系问题。
章士钊提出“调和论”
后，杜亚泉、陈嘉异等人起而响应。
杜亚泉指出，新旧的意义因时而异，戊戌时代以主张西洋文明者为新，现时则以创造未来文明者为新，那么，如何创造未来文明？他认为，西洋文明已不能适应新时势，“中国固有文明，虽非可直接应用于未来世界，然其根本上与西洋现代文明差异殊多，关于人类生活上之经验与理想，颇有足以证明西洋现代文明之错误，为世界文明之指导者”
。
因此，他认为未来文明之创造当是“新旧思想之折中”
，这种调和折中以中国固有文明为指导，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国固有文明之中”
。
陈嘉异则提出，“以极精锐之别择力，极深刻之吸收力，融合西方文化之精英”
，并“尽量灌输东方文化之精蕴于欧美人士”
，则“所抉择所消化之西方文化之菁英，必有与东方文化之菁英相接相契者，则虽不亟亟谋两文化之调和，而自有彼此莫逆而笑相见一堂之一日，于是世界文化或世界哲学之完成庶几可睹”
。
可见，调和论的实质是变相的“中体西用”
论，主张调和者实际上是主张以东方文化融合西方文化，以中国固有文明“统整世界之文明”
。
“新旧调和论”
既然是以“保旧”
为基础的，自然遭到了提倡新文化的人们的反对。
张东荪的《突变与潜变》、《答章行严君》，蒋梦麟的《新旧与调和》、《何谓新思想》，常乃德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等文，体现了西方文化派对“调和论”
的批判。
张东荪对“调和”
的概念进行了辨析，指出它与“共存”
、“相同”
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
他指出，章士钊所举的“新旧杂存”
现象诚然存在，但那只是“共存”
即两个东西同时存在，这两个虽则同时存在，却不是调和，譬如章太炎与徐世昌同时生存在中国，他们的主张却是相反的；“相同”
也不是调和，“譬如说旧道德主张克己，与新道德主张利他是相同的”
，“只要取了新道德便够了”
，也无所谓调和。
蒋梦麟认为，新旧调和是自然的趋势，“抱新思想的人渐渐把他的思想扩充起了，抱旧思想的人自然不知不觉的受他的影响，受他的感化，旧生活渐渐自然被新生活征服——旧思想渐渐被新思想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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