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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黎明前的文化选择[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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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着建国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西文化的问题再一次为人们所关注。
一、两种中国命运决战中的文化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的决战：走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国民党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企图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和加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将中国引向黑暗。
中国共产党则坚持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将中国引向光明。
一些欧美派知识分子以“自由主义者”
、“中间势力”
、“第三党”
自居，幻想调节国共的“武力党争”
，建立一个不同于美、苏，即介于“资本与共产两主义之中间”
的民主共和国，走第三条道路。
战后的中国由此呈现出三种政治势力并存和互相制约的政治态势。
作为此种现实的政治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中西文化问题在两种命运决战的时刻再一次被凸显出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为适应自己“统一军令政令”
建立独裁的政治需要，除继续宣传儒家以“忠、孝”
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外，更注重宣传儒家“大一统”
的正统观念。
他们宣称，孔子的“大一统”
遗教，是“救世宝典，救国纲要”
；攻击共产党“发动内乱”
，是犯上作乱，所以首先应当强调“正名”
，即肯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法性。
陈立夫强调中国有“民族文化一统的基础”
，不应该受外来思潮的左右，“中国绝不能离开‘中’，而偏向任何一面”
。
因此，沉寂多年的“中国本位文化”
论，又成了时髦。
如张道藩指出，中国的建国说到底是“文化立国”
，而这个“文化立国”
的方向在十多年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运动”
中就已经明确了：“吾从中国本位文化运动宣言中，已听出了新时代的序曲及新人类的呼声，……不啻‘晨鸡晓唱’报到新时代的来临”
。
在国民党政府的倡导下，尊孔复古的老调再次高唱入云。
中间派中以张东荪、梁漱溟为代表的一些人仍然重弹东方文化优越的论调。
梁漱溟于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基本上在重复1921年自己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的旧有观点，坚持中国文化是“早熟”
而非落后，且愈形僵滞、凝固。
他说，中西文化是两个“永远不会相联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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