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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
的人中，情况是不同的。
梁漱溟等人，大致延东方文化派的余绪，强调中国文化的特异，而钟情于旧有文化；吴世昌等人则承西化派的衣钵，信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在文化上坚决反对国民党鼓吹尊孔复古和“中国本位文化”
论，构成了其时对传统文化再批判的一个助力。
1948年，吴世昌出版《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一书，批评有人打着“特别国情”
、“正统”
、“卫道”
等幌子，对五四所培养起来的一点科学与民主的观念，实行“无情的打击”
。
他对国民党蒋介石鼓吹儒家道德颇为反感。
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给子孙留下真正有价值的道德遗产。
儒家教“忠”
、教“孝”
，扼杀了人们“为客观的真理学术而奋斗”
的精神，其效果无非是造就了一批奴隶般的“忠臣孝子”
，为一姓之争而甘诛九族，为伦理上的尊长而卧冰割股。
所以，从梁惠王到蒋介石，“伦理立国”
论从来都只是愚民的工具。
吴世昌批判了鼓吹“中国本位的文化”
的人总是强调儒家也有民主的学识，可以成为民主建国的依据的观点。
他说，这种说法的根据，无非是因为经书中有诸如“民贵君轻”
、“民为邦本”
、“天听自我民听”
一类的话，但这至多是一种民“本”
思想，而不是什么民“主”
思想。
“本”
就是“本钱”
或“资本”
，民之对于帝王，如同本钱、资本之对于商人，都只不过是可用的“工具”
，而不是“主人”
。
近代民主最基本的条件是“保障人权，重视人权”
，而中国文化中恰恰没有“人权的观念”
。
因此，要想从传统文化中引导出民主建国的基础，那不过是自欺欺人。
他指明了古代“民本”
思想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的本质区分，在于前者从属于君权的范围，而后者却是奠基在民权之上的。
吴世昌把“中国本位文化”
论比作扛着十字架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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