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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诗人和教育家克孜尔·马木尔别克，不仅精通汉文，能以汉文写作，从1920年起，还在本族大力提倡学习汉文，并自己创办学校给本族青少年教授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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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以前就广泛使用汉文的民族，如回族、壮族、白族、水族、侗族等，进入民国后，又都有了较大发展。
以侗族为例，这一时期，用汉文创作的侗族文人大量出现，尤其是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早较深的侗族北部方言区，发展更为迅速。
苗延秀、潘乃霖、舒守恂、王天培和杨和钧等，是他们中的出色代表。
其作品反映侗族人民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较以往有较大提高，作品形式上也有进步，除了传统的汉文古典诗词之外，还产生了杂文、新诗、小说、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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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汉族文化典籍也大量被翻译成各少数民族文字，变成了各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内涵。
这成为民国时期汉族文化向少数民族流动的又一重要表现。
此期被译成各少数民族文字的汉族文化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宗教、政治理论乃至大型工具书等方面，都有涉及。
其中又以译成蒙族、藏族、哈萨克族等文字的为多。
汉籍译成藏文方面，法尊的佛教经典藏译和《西游记》藏译本的流传最有影响。
在将藏文佛典译成汉文的同时，法尊也将《大毗婆沙论》等汉文佛教经典高质量地译成了藏文。
时人称赞他说：“藏译汉，汉译藏，他一个人净智圆通，无碍无著，濡笔即成，也是空前的事。”
[47]《西游记》的藏文名为《唐僧喇嘛传》，藏译者为加那珠古·杜度。
杜度出生于光绪年间，为四川省巴塘宗竹巴寺的寺主。
他译《西游记》的具体时间究竟在清末还是民初目前尚不得而详，但可以肯定的是，该译文手抄本民国年间流传于藏族。
《唐僧喇嘛传》将《西游记》一百回本压缩概括成藏文三十回本。
全书采用了意译法，有的地方还加以了改写，可能是鉴于宗教原因，原本中孙悟空大闹天宫和三打白骨精的精彩章节，删除未译。
但它包括了原本中大部分主要故事情节。
全书以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译出，语言流畅，通俗易懂，阅读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它是现今所发现的汉族著名小说译成藏文的罕见珍贵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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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籍译成蒙文方面，比较重要的有蒙古族现代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和诗人克兴额主持翻译的《聊斋志异》。
该译本历来被公推为蒙文翻译作品的典范。
喀喇沁右旗人博彦毕勒格图曾用十年时间将民国初年出版的《辞源》译成蒙文，也是一件盛大的文化工程。
其学识精神和毅力，均令人敬佩。
1917年，呼伦贝尔人成德从汉文复原《蒙古秘史》，并将《元史》译成蒙文，在蒙汉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位置。
《蒙古秘史》是我国蒙古族最早的用蒙文写成的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其原本早已失传，仅存明初的汉字标音本（附汉文翻译）。
成德用蒙文将其复原，满足了广大蒙古族人了解本民族的起源、早期历史、社会、文学和语言的强烈愿望，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这一时期，从汉文译成蒙文的历史典籍还有《辽史记事本末》、《金史记事本末》以及《西汉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等通俗历史读物。
此外，汉族的文化和思想名著还被译成哈萨克、维吾尔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字。
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鲁迅的《阿Q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就曾被译成哈萨克文，对哈萨克知识分子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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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不仅少数民族中的知识分子阶层，一般少数民族人民对汉文化的了解也较以前增多了。
在原西康地区（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区）就有不少手工业者和民间艺人，能说全本《水浒传》、《三国演义》和《七侠五义》等作品，在安多地区（今甘肃、青海一带藏区）也有专门讲唱“甲惹卜”
的民间艺人，“甲惹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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