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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畸形繁荣的情况下,鸳鸯蝴蝶派大批地渗入到了电影创作部门中来。
从1921年到1931年,中国各影片公司共拍摄了约650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制作,影片内容多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翻版,充斥着各种糟粕,恶俗不堪。
这一时期在影业上最有成就的是郑正秋。
1922年3月,张石川在上海成立明星影片公司,为投机牟利,“处处唯兴趣是尚”
,先后拍摄了《滑稽大王游华记》、《掷果缘》、《大闹怪剧场》、《张欣生》等影片,却四处碰壁,不受欢迎,经济基础岌岌可危,不得不考虑郑正秋拍正剧长片的主张。
因此,1923年年底,明星公司拍摄完成了郑正秋的“社会片”
《孤儿救祖记》,放映之后大受欢迎。
1924年,郑正秋又编写了《苦儿弱女》与《好哥哥》,同时还创作了许多以妇女生活为题材的影片,将其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封建婚姻制度、蓄婢制度、娼妓制度等,描述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深深地同情她们的不幸和遭遇。
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是《玉梨魂》、《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人》、《盲孤女》、《二八佳人》等。
郑正秋比较熟悉当时的社会生活,了解观众的喜好,善于结构故事,烘托情节,因此他的作品特别受到市民的欢迎。
1925年5月,明星公司正式组成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聘请戏剧家洪深为编导。
洪深在1930年以前,先后在明星公司编导了《冯大少爷》、《早生贵子》、《爱情与黄金》、《少奶奶的扇子》等影片,但都还缺乏深度和力度。
1930年后,洪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影片风格也发生了变化。
1924年1月,大中华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不久与百合影片公司合并,改组为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
这家公司集合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因此也拍出了各种不同倾向的影片。
《透明的上海》表现了上海半殖民地生活方式,《马方甫》、《呆中福》等充满了小市民意识和小市民的庸俗趣味。
《风雨之夜》、《连环债》等则是典型的黑幕影片。
1925年,史东山转入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并拍摄了《同居之爱》、《儿孙福》等影片,表现出一定的唯美倾向,但影片内容大都格调不高。
1925年6月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是明目张胆的封建卫道者,其拍摄的《立地成佛》、《女侠李飞飞》、《忠孝节义》等充满了封建腐臭。
1926年后,天一公司开始大量改窜民间故事和古典小说,掀起一股拍摄不伦不类的所谓“古装片”
的浪潮,大都粗制滥造,恶俗不堪。
1924年,由几位旅美爱国华侨青年梅雪俦和刘兆明等创办的长城画片公司迁于上海,并拍摄了《弃妇》、《摘星之女》、《一串珍珠》、《春闺梦里人》、《伪君子》等,1927年后,也堕入了神怪、武侠片的泥坑,1930年破产。
1924年,归国留法学生汪煦昌在上海创办神州影片公司,并拍摄了《不堪回首》、《难为了妹妹》等影片,1927年宣告破产。
1926年2月,由黎民伟创办的民新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聘请欧阳予倩参加编导工作,欧阳予倩为民新公司先后编导了《玉洁冰清》、《三年以后》和《天涯歌女》等影片。
1927年以后,民新公司也走入拍摄不伦不类的古装片和武侠片的歧途。
1929年后,民新公司并入了联华影业公司。
著名戏剧家田汉于1926年开始从事电影活动,并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筹拍《到民间去》,由于资金缺乏,最后未能完成。
1928年至1931年,电影界的粗制滥造之风达于极点,千奇百怪,无奇不有,武侠神怪一类的影片代替曾风靡一时的古装片而大为流行。
据不完全统计,这4年之中,上海的约50家电影公司共拍摄了近400部影片,其中武侠神怪片竟有250部左右。
1932年以后,这类影片才为观众所唾弃。
1930年8月,由罗明佑所创立的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并打出了“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
的旗号。
在1930—1931年,联华影业公司共完成了12部影片,最初的两部影片《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由孙瑜导演。
这两部影片在艺术上有不少新颖处理。
联华公司的其他影片内容和风格比较庞杂,但它们都突破了成规,更多地注意了对电影艺术特性的运用和掌握,能比较流畅地处理镜头的组接,使人耳目一新,所以它的影片在当时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从而与明星、天一鼎足而立。
1926年12月,有声电影第一次在上海的虹口新中央大戏院播放,中国电影迎来了有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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