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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早在1936年即于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作过调查，写成《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一书，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引起了国际社会人类学的关注。
抗战时期，他接替吴文藻主持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率领研究人员集中调查了禄村、易村和玉村，将其部分成果合成《乡土中国》（1945）等书出版，以中国的事实说明乡土社会的特征，勾画出一些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原则，并对社区研究作了理论概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学理论意义，受到了国际学界的重视。
李安宅此期主持了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他和林耀华的主要贡献，是对少数民族社区所进行的研究。
陈达主持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也是致力于社区研究和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机构。
该所在云南地区进行了一些有创造性的户籍调查。
他本人在此基础上，还写出了《现代中国人口》（1946）等具有国际影响的专著。
在社会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孙本文厥功甚伟。
他此期出版的《现代中国社会问题》（1942）、《社会心理学》（1946）和《当代中国社会学》（1948），是致力于社会学理论中国化建设的代表作。
《现代中国社会问题》概括论述了当时中国主要的社会问题40余个，集此项研究之大成；《社会心理学》综合世界各学派的理论之长，结合中国的实际，构成较为完整的社会心理学体系；《当代中国社会学》则总结了社会学传入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明确提出了“今后社会学者应致力于中国化的社会学之建立”
的任务。
此外，这一时期，以他为主任委员的社会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最终审定并于1941年公布社会学译名1579个，这对社会学在中国的生根，意义也非同寻常。
总之，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社会学理论建设和以费孝通为翘楚的社区实地研究，表明中国的社会学已进入一个自觉发展的阶段，虽然他们的工作离“社会学中国化”
任务的完成还很遥远，但却对今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民族学
民族学作为一门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大约于19世纪中叶在西方兴起。
20世纪初年，西方民族学的一些研究成果被介绍到中国，“民族”
一词也在这一时期广泛使用开来。
[11]但当时尚无“民族学”
这一名词，用的是“民种学”
或“人种学”
。
民国元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学制及其学科内，列有人类学及人种学，但当时仅有北京大学一校设有人类学课程。
陈映璜在北大讲授此课，并于1918年出版《人类学》一书。
蔡元培留学德国时，专习民族学三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设人类学讲座。
这是民族学在我国教育中的萌芽。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学在中国的正式诞生是1926年的事，其标志是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
在此文中，蔡氏认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
[12]，虽然观点未必切当，却是首次在中国提出民族学的定义。
1928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内专设民族学组，自兼主任，开始组织有关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活动。
1930年和1934年，他还分别发表《社会学与民族学》、《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两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对民族学的见解，从而成为我国民族学有远见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3]
除了中央研究院内设置了民族学研究机构外，中山大学也于1927年设立了人类学组，探究民族问题。
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华西大学、岭南大学等校都设置过民族学课程。
林惠祥著的《文化人类学》于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当时教育部规定通用的民族学课本，产生了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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