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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国语》前面记述人物的文字都是长篇大论，而后面记述历史发展的结果只是寥寥数语。
例如《周语》中记载周定王派单襄公出使到宋国，路过陈国，看到陈国农事不治、客馆无人管理，陈侯与卿大夫荒**无礼，归成周后与定王谈了很长一段话，预见陈侯国必亡。
而文后所附历史验证只有十分简单的三句话：“六年，单子如楚。
八年，陈侯杀于夏氏。
九年，楚子入陈。”
从这里可见《国语》以记“语”
为主的特点，记“事”
反而只是附庸、陪衬。
再如《晋语五》记述齐晋鞌之战时说：“靡笄之役，郤献子伤，曰：‘余病喙！
’张侯御曰：‘三军之心，在此车也。
其耳目在于旗鼓，车无退表，鼓无退声，军事集焉。
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
受命于庙，受脤于社，甲胄而效死，戎之政也。
病未若死，祇以解志。
’乃在［左］并辔，右援枹而鼓之，马逸不能止，三军从之，齐师大败。
逐之，三周华不注之山。”
以此与《左传·成公二年》鞌之战的描写比较，可见《晋语》有许多省略，如背景人物，齐侯之语和行为，郑丘缓之语，郤克受伤情况等都省略或简化了，《左传》“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
，在《晋语》中只用“郤献子伤”
便代替了。
然而张侯的话却比《左传》增加了不少，特别是《晋语》“受命于庙，受脤于社，甲胄效死，戎之政也”
是《左传》中完全没有的内容。
这完全突现了《国语》重视记语的特点。
而其他的人、其他的事都被省略以便有利于突出主要人物的语言及其思想，正因为《国语》有长篇的言辞，因此它也是周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二、《竹书纪年》与《世本》
《竹书纪年》是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汲县战国魏襄王墓中出土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晋书·武帝纪》谓：“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也说其书“皆简编科斗文字”
。
其书上迄夏代（或言起于黄帝，今依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的说法），下继殷商西周，春秋时晋国、战国魏国的历史，止于魏襄王时。
《竹书纪年》与《春秋经》的记述方式与立意原则大体接近。
杜预曾说：“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
唯特纪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
……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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