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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尚书台的权力，由自己身边的大将军、尚书等组成中朝，成为真正的决策机关，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则成为执行机关，形成所谓的“中外朝”
，进一步加强了皇帝对朝臣以至全国政局的控制。
在经济上，采取国家统制政策，实行均输、平准、盐铁专营，一方面抑制了商人资本为牟取暴利而对国家和民众经济生活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也收到了“民不加赋而天下用饶”
[4]的效果。
在对匈奴问题上，由原来的取守势改为取攻势，安定了边境，扩大了中央政权的统治规模。
这些政策措施，有力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统一大业，也让人们看到了新生大一统政权的创造力量，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东汉在天下扰攘之后，重建大一统政权。
光武帝在巩固统一政权体制，加强皇权方面，又作了新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其中的一些措施对后来的封建国家制度有很大影响。
他的重大举措主要有：
1．退功臣而进文吏
他大力选拔有才能的士人充当政府官员。
以优厚的待遇笼络功臣，而“不任以吏职”
[5]，不让他们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参与政治；他还“不欲功臣拥众京师”
[6]，让一时不宜褫夺兵权的功臣驻守边境或外地，以免形成对朝廷的直接威胁。
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另一方面也用较妥善的办法消除了骄兵悍将问鼎皇权的危险。
2．“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在汉武帝建立中朝，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基础上，刘秀进一步扩大尚书台的职权，让它成为在自己直接控制下的真正决策与发号施令机构，而将三公架空，使之成为没有实权的虚位，从而将朝政大权独揽于皇帝手中。
3．加强监察制度
刘秀采取提高御史中丞地位、复置司隶校尉、扩大刺史职权等措施加强国家的监察制度，更好地实施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控制，使封建国家机器更有效地运转。
4．集军权于中央
刘秀称帝后，取消了地方专门统帅军队的武官，又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等地方常备军，同时扩大中央军队，并在中央官制上进行调整，使军队最高统帅权直接控制于皇帝手中。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得到大发展，第一次实现了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
中国的民族统一，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夏、商、周政权都是在单一民族内部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虽有天下共主之名，却没有管辖诸侯的实权，各诸侯国都是独立的民族国家。
春秋战国时期，通过大灭小，强凌弱的兼并战争，逐步形成七雄割据的局面，七雄建立了规模可观的政权，各自实现了以本族为主体的地区性多民族统一。
此时，原来分散的华夏民族相对集中，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秦，南以楚，北以燕赵为代表的四个分支，为全国性的统一创造了先决条件。
秦灭六国，由政治的统一带动民族的统一，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对秦汉时期的全国性多民族统一，我们可分两个层面来认识。
第一，秦汉中央政权的主体民族——汉族，是由华夏各族汇合而形成的，诸夏之外的许多少数民族也是秦汉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秦汉中央政权与周边许多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建立了称臣纳贡的统属关系，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中央政权的多民族统一，由深入人心的大一统思想作为坚实的基础。
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统一措施，推进了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礼记·中庸》所言：“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反映，汉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联系与交往，促进了各自经济、文化的发展；“天下一家”
的共同心理，则成为维系民族联系的纽带和民族融合的催化剂。
中华民族经离合动**而愈益兴旺，中华文明历岁月沧桑而光彩弥彰，二者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
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为秦汉文化的展开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中央和地方民族政权的统治阶层与各族民众协力同心，演出了中华文明史上最波澜壮阔、扣人心弦的华彩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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